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7)02-0185-07 回顾我国生态美学20年的发展历程，真的是感慨系之。因为，国家层面已经再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立入基本国策，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构想。尽管学术界对于生态美学仍然存有异议，但其作为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是已经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到底什么是生态美学呢？我们从来都说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方面来说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审视自然之美；而从广义的角度则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学。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作为哲学组成部分的美学则是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反映。时代的变迁必然导致艺术精神的变迁，从而导致美学精神的变迁。人类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一个从工业革命发展而来但又区别于工业革命的时代，无论从理论、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建设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精神都必然逐步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以“主体性”、“人化自然”为基本内涵的当代美学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生态美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经济社会根源。中国生态美学在1992年前后提出，以介绍西方环境美学为主要任务。而真正开始研究生态美学则是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社会问题的21世纪初期，迄今也就是十多年时间。这十多年的生态美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中西对话语境中展开的。中西对话可以说是当代也是未来中国生态美学建设的主题。我们就从这样的角度来回顾十多年来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 一、中西对话的动因——共性与差异 为什么中西对话成为21世纪以来我国生态美学发展的主题呢？这是由中西之间在生态美学发展中的同与异决定的。其相同之处在于生态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环境对人类至关重要，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各国政府应尽的职责；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爱护和保护好地球的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所在。这种共同利益将中西各方连接在一起，使得我们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共同的高度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论题。但中西方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时间、国情与文化等方面。从时间上看，西方作为发达国家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要早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大约30多年。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就表明了发达国家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进入了生态文明新时代。这完全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的。因为，中国真正的工业化只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才开始，直到目前这个工业现代化还处于中期，没有完成。但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在200年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短短的30年中集中发生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是空前的。因而，2007年中国国家层面正式提出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个事实说明，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对工业文明反思的结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只有在工业化深入之后才能真正反思生态环境问题。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的理论探讨上较早于中国，其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发展的都较早，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之处。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提出人与世界的机缘性关系已经解构了工业革命时代人与自然二分对立的传统模式；1962年莱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提出“人类走在十字路口”的警示；1966年美国理论家赫伯恩发表《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的遗忘》，直接批判将美学仅仅归结为艺术哲学以及对自然的遗忘；加拿大美学家卡尔松于1978年开始研究环境美学，其后瑟帕玛、伯林特出版《环境美学》论著；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冬季号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实验》，首次使用“生态批评”概念，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热门学科。这些成果都成为我国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借鉴。这就是我国在生态环境理论建设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介绍西方成果的原因。而我国的生态美学就直接地借鉴了海德格尔、利奥波德、卡逊、赫伯恩、伯林特、卡尔松与瑟帕玛等人的理论成果。从国情上来看，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属于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而中国属于资源紧缺型国家。我国以占世界9％的土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森林与水资源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生态足迹较为紧迫，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处于低水平，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任务比较繁重。因此，西方的有些生态环境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而从文化方面来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明显存在，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如何创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并适应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文化形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因此，中西交流对话是一种借鉴而不是照搬。但借鉴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生态文明时代是一种相异于工业文明的后工业文明时代，如果说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混沌哲学被视为“非逻辑”而加以排斥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倒反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有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二、中西对话的文化根基——原生性与后生性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就是中西生态文化对话的根基。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中国的原生性文化，而西方古代则是一种商业与海洋的科技文化，生态文化对于西方来说是一种后生性文化。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地理自然环境中由于长期的“调试”作用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中国古代文化发源于东亚内陆的中原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农耕成为中国古代的主要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在这种农耕性经济社会形态与地理环境的“调试”下就产生了人们对于“天人相和”与“风调雨顺”的期盼。这就是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古典生态文化产生的背景。而古代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环水，西南临地中海，东临爱琴海，岛内山脉连绵，以航海与商业为主。在这样的经济与地理环境的“调试”下就产生了一种特有的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为代表的科技文化，是一种对物质或精神“实体性”的追求。由此说明，中西古代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地理经济与文化形态。生态文化是中国古代“原生性文化”，现代生态文化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原生性文化有着天然的衔接性。而生态文化对于西方则是一种“后生性文化”，西方生态文化的产生是在后来的后工业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多少都受到东方古代生态文化元素的影响。无论是海德格尔对于道家“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的吸收成为“老子道论的异乡解释”，还是美国有机生命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对于东方文化的友好期盼，以及著名生态文学家梭罗对于孔子“仁爱”思想的向往等等，无不说明西方现代生态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说明西方现代生态理论后生性特点。正是这种原生性与后生性文化基因的相异，才使这种中西对话具有了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 三、中西对话的主题——生态与环境之辩 十多年来中西方之间在生态美学方面对话的主题就是“生态与环境”。中国美学大都将这种生态环境的美学称作“生态美学”，而西方美学家则大都称作是“环境美学”，而且对于中国学者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区别都十分关注。笔者于2006年成都国际美学会上做了有关生态美学的发言，受到国际学者对其与环境美学关系的质询。2009年笔者在济南召开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门回应了这种质询，但仍然是一个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论题。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劳伦斯·布依尔就在其《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中明确表明“我特意避免使用‘生态批评’，尽管文学——环境研究是通过这个概括性术语才广为人知的”。其原因是生态批评是一种知识浅薄的自然崇拜者的俱乐部，环境这个前缀胜过生态因其能够概括研究对象的混杂性，更准确的体现了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组合等等。[1](P.9)对于布伊尔的说法，王诺教授与笔者都曾专门撰文予以回应。首先，从字义上说西文“环境”(Environment)具有“包围、围绕、围绕物”之意，是外在于人的，是一种明显的人与对象的二元对立。芬兰环境美学家瑟帕玛认为“甚至‘环境’这个术语都暗含了人类的观点：人类在中心，其他所有事物都围绕着他”[2](P.136)；而“生态”(Ecological)则有“生态学的、生态的、生态保护的”之意，而其词头(Eco)则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实际上是对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其次，从内涵上来说环境美学由于产生的较早，所以有着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弊端，而生态美学则明显的区别于两者，力主一种将之调和的生态整体主义，或者是更加进一步的生态存在论，人与世界是一种“此在与世界”须臾难离的关系，更加符合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与要求。而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来说，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原生性以“天人合一”为其标志的生态文化。所以，生态美学更加符合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环境美学则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不相接轨。美国著名环境美学家伯林特在参加了2009年的济南“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会议听到笔者发言之后，在其写于2012年的《超越艺术的美学》一书中意识到，相对于环境美学(在西方更普遍)这个词，中国学者更偏爱生态美学的原因是：在生态美学语境中，“生态”这个术语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别的生物学理论，而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融合的一般原则。[3](P.140)由此可见，中西方生态美学界有关生态与环境之辩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字词之争，而是一种传统人类中心论与生态整体论或生态存在论的基本哲学理念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