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向来薄弱，由于资料散见，爬梳不易，有关货运线路的状况更是少有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从挖掘乡土资料入手，对上海与由重庆维系的川滇藏货运网络的组合，作一梳理，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一） 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位居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则是“四川之咽喉，而扬子江上游之锁钥。”[1]但受三峡险道的阻隔，它与长江沿岸其他各省的经济联系相当薄弱，与上海的交往更少。上海开埠后，经由汉口港的中介，沪渝两地交往渐密，1891年重庆开埠后两地间的直接沟通更是空前紧密，据1896—1897年英国商人的商务考察，“重庆洋布进口贸易全部操在二十七家商号之手，他们都直接派有代理人常驻上海。除了重庆这些商号在上海有代理人之外，成都有三家、嘉定有一家也在上海有代理人，随时按他们的需要代为购买。这四家的交易规模比较小，而他们直接向上海进货这一事实，对于重庆作为四川省贸易的主要市场及分销中心的地位并无重大影响，重庆这样的地位，由于它的特别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永远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次年的一份商务报告有更具体的记载：“货物用轮船运到宜昌，然后再由船货管理人或帆船主人用本地船运送。”贩运这些货物的“重庆商人在上海是付现款的，但是他们向四川内地商人售货则是长期赊销，附属于重庆的主要市场有遂宁县（该县供应潼川府及保宁府）、省会成都、嘉定府、溆浦、泸州、万县。成都有三家商号、嘉定有一家商号与直接在上海采购，此外四川全部都是由重庆采购。”[2]其货物集散网络甚至远及周边邻省，郑观应从沪抵渝实地游历后记述：“重庆是四川最大商埠，上达云、贵、甘、陕、西藏等省，往来货多。”内中“出口货以药材、小土为大宗，次则黄丝、白蜡、猪鬃毛、牛皮、羊皮、青麻、木耳、桐油、杂粮等项。”[3] 自上海开埠，经长江航道输入重庆的外国商品中，机制棉纺织品一直占据首位，其中“棉纱是四川主要输入品”，19世纪90年代约占年均输入贸易总值的60—70%。[4]它们从上海抵运后，通过重庆与四川各地层层相结的市场网络，销往四面八方。“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辽远的城镇如成都、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县、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州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等，并运回洋货。”[5]这些进口棉纺织品，经过集镇市场的层层贩销，成为民间习见之物，“川省迤北一带，比户人家妇女莫不置有布机，洋棉纱所织之布较土布无甚低昂，虽其细逊于土棉，然结炼颇堪耐久。”在乐山县，“进口洋纱的需要日有增加，不仅城内织户需要洋纱，城外各区织户也同样需要”。遂宁县，“织户已开始乐用洋纱，不仅因其价廉，而且因其易于操作”。一批去四川实地考察的英国商人称：“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询问，纺织业分布的地区，北面远至潼川，西边远至雅州，并且包括合州、遂宁县、太和镇、万县、成都、眉州、中江、嘉定、叙府、泸州这些如此重要的商业中心，实际上把四川省的每一重要城镇都包括在内。”这些地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用洋纱织的，洋纱因其价廉、形式方便及易于操作，很快地使纺车闲置无用。”[6]与此相联系，经上海港销往四川的洋纱数量猛增。1887年由宜昌转运入川进口棉纱795担，1889年增至6700余担，次年又达6900余担，若加上未经海关而由木船径运者，此数当更巨。[7] 与江浙地区相比，四川的蚕丝出口起步较晚，1871年开始有6000包川丝经上海港输往国外。[8]此后，生丝一直是四川主要的出口商品。四川蚕丝产区分布较广，“而大的丝业中心，即供应输出的主要来源地则为嘉定府、顺庆府和成都府，这些地方都有水路通达长江。”每到收获季节，“绵州、保宁、成都、嘉定和重庆的丝贩纷赴各乡村市场收蚕丝，并购买当地出产的丝。在四川，蚕丝生产象所有其他行业一样，是零星经营的，商贩们象做鸦片生意一样，在这儿收一斤，在那儿收几两。农民通常出售蚕茧，不另行制丝。”出口需求扩大，促使人们“愈来愈趋向于把蚕茧收集到较大市镇去缫丝”，然后汇聚重庆，“输往上海，以便转运欧洲”。1886年，仅绵州一地经重庆输往上海的生丝出口值就有100万海关两。[9]海外市场的信息反馈和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也通过市场网络传回重庆，推动了出口生丝的加工技艺。据1908年的商务调查，“川地现已有仿日本用机器缫丝，价值渐昂，出口至上海者不少”[10]。 与上海港内外贸易市场流通网络的衔接，促进了长江流域各地农村初级市场的发育。据统计，嘉庆前后四川约有农村场市3000个，至清末已增至约4000个。[11]另据对川西双流县、川南丹棱县、川东长寿县和川北三台县的抽样调查，重庆开埠前上述四县共有场市93个，民国初年增至124个，平均增幅约33%。[12]网络所经各城镇的商业活动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如四川灌县县城灌口镇，为通往川边少数民族地区的门户，因山货集此外运，“城内外廛肆罗列，有银号数家，东街尤百货骈阗，商贾麋集，以贩运药材、羊毛者特多，行销渝、宜、汉、泸、岁约十万元。”[13]可见这一市场网络组成的作用是双向的，它在为上海港提供幅员辽阔的经济腹地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一广大区域内的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发育。 （二） 长江上游所经的巴蜀地区，受群山峻岭的阻隔，市场流通相对封闭，“川省物产充盈，必达汉口，销路始畅。”[14]因此与长江中下游相比，上海开埠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组合在该地区的反应，主要不是货运线路或商品流向的转换，而是原有商路货物流通数量和品种的变化，以及经由重庆中介与外界经济联系的空前增强。巴蜀地区的货运线路，以长江为主干，其支流为脉络。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既是本省贸易的中心，又是四川与长江中下游货物进出的枢纽，“有舟航转运之利，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地也。”[15]从重庆出发，有两条货运线路分别向南联结滇、黔，向西通往川西北牧区乃至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