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介绍和分析的是，在近代日本工业化过程中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和经营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探索日本式经营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素和人的因素。因为我认为，就企业经营方式与企业家、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论，企业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经营的组织和管理，都是企业家和经营者根据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一手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因此可以说，之所以有日本式的经营，是因为有日本式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果忽视了对他们的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对日本式经营的认识将是不全面的。 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及其作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相继进行了地税改革，废除身份制度，取消了武士俸禄，等等。这一系列颇具力度的改革虽然造成社会各阶层在短时期内向贫富两个方向急剧分化，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强烈反抗，但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使资本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集聚，出现了大量的可供雇用的劳动力，而且还造就了一批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与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相比较在构成上有着鲜明的特征，他们的主体不是原来的手工业生产者，而是由下述几种类型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演变而成的。 一、指导者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是由一些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所组成，他们作为明治维新后制定各项国策的参与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们辞去官职的直接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从事工商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实现兴业强国的理想和追求。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尽管人数并不太多，但其能量和影响都非常大。他们弃官经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官贵民贱的社会观念的转变，促进和带动了民间的经商活动；他们了解西方国家的企业状况，懂得如何组织企业和发展产业，所以他们的企业活动对民间起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在这方面涉泽荣一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不久，日本便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制度，但当时资金主要集中在华族和地主手中，而他们对股份公司制度却很消极，不愿冒风险。鉴于这种情况，涉泽荣一在辞去官职之后，利用自己的威望，为建立股份公司奔走呼号，成功地说服了华族和各界人士，利用他们的资金按照股份公司制度建立了为数可观的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涉泽荣一还认为：日本要在产业领域同西方强国展开竞争，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1882年他力排各种阻力从华族和棉业商人那里募集了25万日元的资本，开办了大阪纺织公司。该公司引进了外国设备，拥有10500支纱锭，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纺织厂，为日本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此外，涉泽荣一还十分重视培养产业人才，他极力主张提高实业界的道德水平，宣扬“道德经济统一说”，号召企业家都成为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式的人物，为此，他积极参与创办了多所商业学校。涉泽荣一所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他身兼数职，在民间起到了日本工业化组织者的作用。 二、政商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大多是由江户时代的旧商人演变而成的。他们在封建制度下就已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大商人与幕府之间早有联系，并依靠这种关系暴发而富。明治维新之后，封建经济和旧的流通渠道的崩溃，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明治新政府的经济基础还相发脆弱，因而又不得不对旧商人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这些旧商人在新的环境下，要闯过难关维持生存，也有必要靠近新政府，以借其仅谋求新出路，这使两者产生了结合的必然性，从而使旧商人演变成了政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井、住友等家族在明治时期的发展以至演化为财阀的整个过程得到充分的证明。 当然，在政商之中也有像三菱财阀家族创始人岩崎弥太郎那样的“新人”，虽然论家业历史无法与三井、住友相比，但其在明治时期之所以能暴发大财，也完全是靠与政府官僚的内线关系，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特殊恩惠。例如，1874年岩崎弥太郎乘日本入侵我国台湾之际，通过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的关系独揽日本到台湾之间的全部海运业务，为日军运送给养和军火，获得了巨额利润。此后，岩崎弥太郎和他所创立的三菱公司几乎连续不断地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援助，致使他在短期之内一跃成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与指导者型企业家相比较，政商型企业家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封建残余色彩，他们与政府之间过于密切的结合影响和阻碍了日本经济民主化的发展，导致了垄断资本的过早出现，因而时常受到社会的批判。其次从政商型企业家的经营意识来看，他们多数比较保守，始终不肯放弃家族对企业资产的单独占有。这样，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强烈的占有意识与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只好在维持家族所有的条件逐步退出了经营管理第一线。 三、通常型企业家 所谓通常型企业家是与上述两种类型企业家相对而言的，他们原来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政府当靠山，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在奋斗中成为企业家的。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来自社会各阶层，除了下级武士之外，还有富农、批发收购商、小作坊主、藩医等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江户末期就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明治维新后又捕捉到了新的机遇，从而发展壮大起来了；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完全是明治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化出来的。 通常型企业家不仅善抓机遇，而且颇具实干能力。尽管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资金力量薄弱，因此与指导型企业家和政商型企业家的多角化经营相对比，经营是单一化的，但是他们所进行的企业活动对于打破旧的经济秩序、流通渠道以及封建的行会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通常型企业家所在行业的情况来看，多数集中在传统生产部门和棉纺织部门。这些部门在明治时期对推动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出口的作用和效果都十分明显。以蚕丝业为例：1879年，从业人员在10人以上的工厂达666个，1884年增加到1043个，占当时日本工厂总数的50%以上；生丝出口量在生丝总产量中所占比重每年虽有起伏，但平均高达60%以上（1877年～1905年期间），是明治初期和中期日本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通常型企业家虽然个体力量有限，但作为一个整体不失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