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商人传统上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即从事商品贩运业、没有固定营业店铺的商人，“坐贾”即在市内拥有固定铺席、经营方式为“居鬻”的本地商人。行会则是一种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职能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它是城市商品的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坐贾势力的强弱，又是决定行会能否形成的重要条件。 宋代以前，在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下，市内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较少，统一的营业时间、统一的价格体系、严格的质量检查和同业人一块列肆经营的行肆制度，使同业人之间的竞争较为和缓，尚无组织起来的自发要求。大的商贾多从事或兼营贩运贸易，而且一般不挂名市籍，成为与市内“坐贾”工商业者相分离的力量。且“行商”影响颇大，这从下面的情况中可能得到说明。 西周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坐市列贩卖的工商业者大多是贵族的附庸，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也极低下。对于王城及各侯国的大都邑来说，满足本国贵族消费需要的土特产品大多是外地商人运来的，这些外地商人有的是侯国贵族的工商业管理者，有的是平民和一些具有贵族身份的私商，其地位比衣食于官府的工商业者高得多，而各国官府都对客商采取优惠政策，例如“易关市，来商旅，纳物贿，以便民事”[①]等等。这一时期有关客商的记载流传下来不少，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善做买卖的客商，他“废著（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其气派之足，远非那些坐市列贩卖的坐贾可比。许多搞转运贸易的人能与诸侯“分庭抗礼”，名著史籍，相反，有关坐贾的记载却如凤毛麟角，突出说明客商的地位和重要性远远高于坐贾。 战国秦汉时期，坐市列贩卖的主要是出身低贱的中小商人，他们大部分是前代衣食于官府的“官工”、“官商”的孓遗，政治地位较为低下。孟子说他们是“市井之臣”，没的资格见诸侯[③]。秦始皇时他们被列入“七谪科”，与“亡人、赘婿”和“吏之有罪者”同等地位。汉代将这些工商业者挂名“市籍”，不准他们“衣丝乘车”，“仕宦为吏”，并征收场屋税与交易税合一的“市租”，人头税“算赋”也加倍，以便“重租税以困辱之”[④]。而名扬海内的富商大贾，则多以贩运贸易至富，他们既不住在“市”内，就不必挂名市籍，不仅仅汉初的“贱商令”对他们影响很小，而且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⑤]的放任政策和后来的“入粟拜爵”的鬻官政策使他们的政治势力得以发展。西汉的史师是专营贩运业的代表，他家居洛阳，有车数百辆，“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达七千万，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是中原最大的冶铁商，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曹邴氏“贳贷行贾遍郡国”，是大工矿业主兼营贩运的典型，其影响之大，使本地区的行贾乃至士人都学他们贩运逐利[⑥]。 富商大贾经商的信条是“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即要掌握经营时机，贱买贵卖，因此他们多以囤积居奇为能事。如果平时没有积储，就不可能在市场需要立刻卖出，“乘时射利”。前述子贡既“废著鬻财”，又“与时转货赀”，说明贩运与积储待时是紧密相连的。所谓“转毂百数，废居居邑”[⑦]，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富商大贾转运与积储相结合的营利方式。史载汉代“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⑧]，“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陆行不绝，水行满河”[⑨]。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最活跃且占支配地位的，正是这些以经营贩运业为主的大商人，而不是那些坐市列贩卖的中小商人。 这种以贩运为业的大商人控制市场的局面，到北魏隋唐坊市制度完善之后仍无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城东设“大市”，周围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其中有个刘宝，他在各州郡商业繁盛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用来通报各地“盐粟贵贱，市价高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经营商品的种类很多，“海内之货，咸萃其庭”[⑩]，贩运与积储相结合，成为洛阳屈指可数的大商人。刘宝家居洛阳大市附近，并以洛阳为商品积储和销售中心，这些商品是他从全国各地用自己的资本贩运来的。如果某一商品在外地可卖好价钱，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把积储在洛阳的货物运往外地。他很可能在洛阳市内拥有店铺，身兼贩运与坐卖二任，从经营方式上分析，他主要靠掌握各地的地区差价，贩运营利，仍保留着先秦“周游列国”和两汉“周流天下”的传统，本质上仍是客商。 到了唐代，出现了长安巨富邹凤炽，号称“王家富窟”的王元宽等一批非身份性的商业巨富，从“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11)的记载来看，其经营方式与北魏刘宝相似。经营贩运贸易仍是利润最大的行业，因而仍是大商人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不过，私人邸店业的蓬勃发展，说明“坐贾”已成为商人阶层中的重要力量。唐后期永贞年间，长安东市有个叫王布的百姓，善于经商，家中“藏镪千万，商旅多宾之”(12)，反映有的“坐贾”已经具有支配客商的经济力量。 宋代坐贾的势力明显增强，北宋开封“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3)，其它城市的大商人虽远不如京城的多，但也不乏“富甲一郡”的超强富户。这一类本地的大商人有的已基本不从事贩运贸易，但他们既控制着大批零售商，又具有囤积居奇的经济力量，成为商品流通的中介环节，所以，外地客商常常受制于本地坐贾，有些大宗商品不经过本地的大商人就难以出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载：“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比（此）十余户所卖茶更不敢取利，但得定为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坐贾中的少数富裕行户并不直接经营贩运贸易，却控制了贩运大宗商品来本地的外地客商，成为本地市场交换的主导力量，这与前述北魏刘宝，中唐邹凤炽的经营方式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