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我国古代私营工商阶层，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发展、繁荣，到频受打击，以至衰败的历史过程。恩格斯说过：“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①]作为当时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集团，私营工商阶层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的确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然而，最终却在统治者的无情打击下，连遭劫难，几乎一蹶不振。回顾并研究这段历史的进程，探索当时私营工商阶层的社会作用、属性局限，及其坎坷之路，会带来耐人寻味的启示。 一 春秋后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个体家庭普遍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又因各国战乱、统治松弛，民众迁徙、择业有较多的自由[②]，加上各国为壮大自己而较为重视工商业，因此城镇私营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业人数剧增，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私营工商阶层。 战国是私营工商阶层最为活跃、成就卓著的时期。除秦国外，中原各国的私营工商业都相当繁荣，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工商都会，其中一批暴发起来的工商大户，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各显神通。然而在秦统一之际，惨遭灭顶之灾（详后）。好在暴秦统治短暂，西汉前期的无为而治，又给私营工商阶层以复兴的机遇，工商业再次掀起高潮。“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③] 当时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者十分普遍，《论语·子张篇》所谓“百工居肆”，《墨子·尚贤篇》称其为“工肆之人”。杨宽《战国史》说：“所有农民所用的铁器、陶器、木器和车辆，都是依靠这些个体手工业者供给的。”[④]不仅如此，当时在冶铁、煮盐诸行业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较大型的私营企业。《孟子·藤文公》言农夫“以粟易械器”，说明当时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许多手工业品已不是家庭手工业所能完成的了。由于铁器、陶器、皮革、竹木诸方面手工业品的广泛使用，使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个新飞跃，其中私营手工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商业是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中介，调节着各地物资的供求余缺，同样是当时社会各阶层都不可或缺的。《管子·乘马》坦言：“无市则民乏”。 工商业者与农夫一样，都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当时各手工行业如冶铁、铸铜、漆器、纺织、制陶、皮革、建筑诸方面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都饱含着普通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和创造天分，自不必多言。而商业也同样，“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⑤]当时运输工具虽有舟、车，然人之艰苦也是不言而喻的；何况许多人“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⑥]。“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⑦]，其风险也是不小的。同时，既为经商者，就不能不“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价……料多少，知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⑧]。所以，春秋时期著名大商人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⑨]而且，正因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⑩]，故能有所成就。 战国时期法家抑工商的重要根据之一，是认为农夫“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11)其实在当时自然经济统治的农业国度里，有一定数量的农民转向工商业求发展，实为好事。当时一些私营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流民，“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12)这些私营企业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民问题，更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并且，工商业繁荣了，会反过来促进农业的商品生产。《管子·侈靡篇》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劝”就是促进，“本事”乃农业。就连当时人也清楚商业对农业的促进作用。 抑工商的另一个理由是：工商利高易富，生活优裕。“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彩，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13)。这问题可从几方面看：一是存在暴利，在市场经济不发达之时，商人奇货可居，牟取暴利。这就需要进一步繁荣市场，增加竞争，使价值规律起作用，利润自然会下降。二是国家政策造成，如向农民急征暴敛之类，农民只得被商人贪婪盘剥，其中高利贷盘剥最为残忍，这又需要国家立法予以一定限制。如古希腊罗马就有废除债务奴隶、限制物价、保护市场经济等有关法治。另外，某些风险特别大的投资，获得高利润也无可厚非。 随着各地一批商业都会的出现，全国市场逐步形成，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文化的繁荣。“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14)。这样一个有机通达的市场，不但调节着各地物资的余缺，且还平衡着各地物产的丰欠和生产的规模。 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货币经济的炽盛，它在各方面有力地腐蚀着旧的自然经济格局。如贫富分化加剧，商业资本积累，就促使土地私有的萌芽，到两汉时期土地私有制相对成立(15)。 其最令人瞩目的一个进步，便是形成了在营利精神导向下自由竞争的社会机制。工商大户们来自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范蠡是隐退的越国大夫，史称陶朱公，三致千金。鄂君是楚国贵族，据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节记载，他做生意一次可出动数十辆车、上百条船，其规模令人咋舌。子贡是孔子学生，读书士人，或也在鲁、卫仕官，同时又是大商人，结驷连骑，甚至与国君分庭抗礼。而大盐商兼牧主猗顿，乃“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16)，在不懈努力下，终成巨富。其他大户如郭纵、白圭诸人估计也都是平民出身。甚至有些奴仆，在主人的使用下，“逐渔盐商贾之利”，竟也成了“豪奴”(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