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为本，故基于农户征收的田租赋役制度（即农业税制）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虽然目前学术界论述古代税制的著作和文章不少，但一般限于对某个时代或某一问题的探讨。本文则从宏观上把握古代农业税制的演变规律，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试图从中总结古代中国颁行农业税收政策的历史经验。 通观我国古代农业税收政策，一般根据农户拥有土地财产的多寡及户口人丁数量征税。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历代按土地财产与户口人丁征税的比重亦随之变化。纵览古代农业税制的这一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农业税制的初始阶段——夏商至春秋时期 农业税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财政范畴，它是随同文明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早在我国奴隶制文明的夏、商、西周时代，农业税收就有定制。《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结合当时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推知，夏、商、西周时代都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劳役剥削制度。《说文》卷六下《贝部》云：“贡，献功也”。又“《广雅》曰：‘贡，税也，上也。’郑玄曰：‘献，进也，致也，属也，奉也，皆致物于人，尊之义也。’按《尚书·禹贡》：‘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其物可以特进奉者曰贡。”[①]则知“夏后氏五十而贡”，指夏代村社定期分配每个家庭耕地五十亩，但必须将其中五亩公田的劳作献纳于上，征缴率为十分之一。这是我国最早的农业税收形式。所谓“殷人七十而助”，孟子曰：“助者，藉也。”“藉，借也，借民力而耕公田之谓也。”藉古音读胙，故“助与藉古同声同义”。[②]可见商代村社家庭计耕七十亩，其中助耕公田七亩。夏商时期的这种劳役租税制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史称“《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观之，虽夏亦助也。”《诗·小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③] 至西周后期，周宣王“不藉千亩”，正式废止王畿内的藉田制后，井田制逐渐瓦解，公田与私田的界限泯灭，从此耕地长期归各家庭占有，周王朝则采取“彻”的办法征收实物税。姚文田《求是斋自订稿》说：“彻之名义……似彻取之义，尤为了当，然其制度何若，终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是知彻无常额，惟视年之凶丰。”这是关于“彻”法最确切的解释。其时周人每家耕种百亩，待谷物成熟，彻取当中十亩的收成纳税。可知周代的彻法仍保留着从“助”法演变过来的痕迹。之所以夏、商、周三代每家耕种土地有五十亩、七十亩、百亩之别，是因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家庭耕种能力逐渐增强的缘故。但无论是征取劳役租税的“贡”、“助”或“藉”，还是征收实物租税的“彻”法，都是按照家庭耕种土地的比例纳税。正如杜佑《通典·食货典》所云：“夏之贡，殷之助，周之籍（或彻），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渐在各诸侯国瓦解，各国亦相应地把劳役税改为实物税，其名称由从力的“助”演变为从禾的“租”，但仍然沿袭“因地而税”的原则。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稍后秦国的“初租禾”等，皆为履亩征税之制。即使当时各国先后进行的军赋改革，像鲁国的“作丘甲”、“用田赋”，郑国的“作丘赋”，楚国的“书土田”，“量入修赋”等，也是按土地面积征收的。 为什么我国夏商至春秋时期，即奴隶制时代的赋税制度虽然经历了从劳役税制到实物税制的转变，但其征税原则始终是“因地而税”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我国奴隶制文明尚处在青铜时代，青铜工具还不能完全取代石、木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当时人们只能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在村社井田制下进行集体耕作，故村社成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脱离井田制而独立存在，也不能任意迁徙，往往“生死无出乡”。于是自然形成“因地而税”的劳役租税制。即使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牛耕的出现，井田制度瓦解，但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仍未挣断，旧有习惯势力的影响仍然强烈。加上当时“工商食官”制度尚未完全打破，从事农耕乃是社会最普遍的职业和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来源，而且当时地广人稀，晋、秦等国相继推行爰田制，所有农户都能占有一块耕地，因此各诸侯国先后自觉制定“因地而税”的实物租税制。这种“因地而税”的原则，实际上是根据每年土地的产量纳税。虽然当时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比率是固定的，一般通行“什一税”。但因土地有肥瘠，年岁有丰歉，所以每年实际上交的收获物并不一致。这些都是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反映，从各方面均显示出当时农业税制的原始性。这种“因地而税”的制度约持续了两千来年。 二 农业税制的发展阶段——战国至唐中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从战国到唐中叶计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农业税制由“因地而税”发展到以户口人丁税为主。这一变化从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开始。 《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这里的“赋”指军赋，春秋时期的军赋一般以田亩计征，而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军赋改为按户口征收，故称为“户赋”。《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富子壮则出分”。[④]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多征户赋。且商鞅时期尚无法定铸币，仍以布帛为币。征收军赋时为了保持布帛等实物的完整性，也只能以户为单位征收。《后汉书·南蛮传》说，秦惠王并巴中时规定：“其民，户出
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则是当时以户为单位的纳赋的直接证据。约当在秦昭王时，秦国的户赋转变为口赋之征。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秦昭王时兼“并天下，以（巴蜀）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⑤]由户为单位纳赋转化为以口数出钱，反映出秦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剥削和控制更加严密，更加深入。当然秦惠王时“初行钱”，国家法定铸币的正式推行，也为口赋的征收提供了方便。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即把人口税的征收推行到全国，故有“头会箕敛”之说。《通典·食货典》称秦代税制的这一变革为“舍地而税人”。其实，秦代的农业税制既征土地税——田租，又征人口税——口赋。不过，秦代农业税收主要集中在人口而不是土地。特别是秦代基于人身的徭役剥削更为沉重。汉承秦制，基本继承了秦代的赋税制度。而且汉初进一步减轻田租，三十税一，使以人口计征的口赋、算赋、过更、更赋等总额与土地财产税的差距更加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