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贩运贸易论略

      贩运贸易是汉代商业活动的重要形态之一，但以往对此缺乏必要的系统研究。考诸史册，汉代贩运贸易的类型，既有私营，也有官营。为便于集中探讨，这里仅就私营贩运贸易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做些历史考察。失当之处，有望大家赐教。

      一、贩运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马克思谓之为“转运贸易”[①]。在秦汉的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贩”、“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②]，审其精意，一般都是指从事买货出卖的贩运贸易。这种商业行为，不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或必经阶段，而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活动。

      贩运贸易的渊源甚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地区间的交往增多，贩运贸易便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形式。如郑国商人弦高，就曾在贩运途中机智地救了他的国家[③]。越国大夫范蠡，“乘遍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④]。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⑤]。当时，各地方物、土特产日渐进入流通领域。荀子说：“今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中国得而财使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下之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至其用”[⑥]。不仅地区间的商业联系加强，土特产的商品化成份增多，而且某些手工业品如铜器、布帛等，也越来越成为贩运贸易的商品内容。其时的贩运商人，能“料多少，知贵贱”，了解各地物价行情。为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贸贱鬻贵”，他们“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⑦]。甚至不顾疲劳，不畏艰难，远出千里之外行商。这正如文献所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⑧]。“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长途贩运商人的活跃和“求利”之急的情景。秦汉时期的贩运贸易，正是在战国基础上得到兴起和发展的。

      汉代继秦之后，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生产发展，交通便利，市场扩大，较之战国之时，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在这四百多年中，随着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当时的商业和贩运贸易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西汉前期，国家经过一度恢复之后，由于对工商业实行宽惠政策，弛商贾之律，解山泽之禁，通关去塞，开放关市等，使封建社会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⑩]，从事商业、贩运贸易的人甚为普遍。据载：关中的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栎邑“亦多大贾”(11)。周地“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12)。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13)“宛、周、齐、鲁，商遍天下”(14)，确乎经商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许多地域性的贩运商人。如鲁人曹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齐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相守”，“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15)。这些贩运商，往往“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16)。他们随着商贩经验的积累，不仅能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关系；而且懂得“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17)的道理。即商品太贵，往往是跌价的征兆，太贱则是涨价的苗头，还值得注意的是，据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文景之时，已出现了所谓“中舨共侍约”(18)，即合伙做商贩所共同订立的契约。诸多事例表明，西汉前期的贩运贸易是比较发达的。在那时有不少贩运商发了大财。他们“富至巨万”，或“能致七千万”(19)，形成了强大的商业资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但汉前期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表象，也隐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武帝在位之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当时采取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衡平准、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20)，加重对商人车船的税收。这种强化官营，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兴以来迅猛发展的私营贩运贸易，遭到抑制和打击，也使整个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间歇期。不过，从一些材料看，在西北边郡，商人勾结官吏，囤积贩卖，贱收贵鬻而牟取暴利者仍有。如据汉简：“同安粜粟四千石，请告入县官贵平贾（价）石六钱，得利二万四千，又使从吏高等持书请安二听入……”(21)。意思是说，同安其人，趁市场缺粮时，粜粟四千石，以高于平价每石六钱的价格出售，获取暴利二万四千钱。而且同安进行如此大宗的投机贩卖，只需与官方打一声招呼即可。于此说明，当时尽管实行“平准”政策，然贩运商通过与官吏勾结，对政府的法律并未完全遵守，私贩仍存。但从总体上说，武帝时期的私营贩运贸易乃不如西汉前期，其经济实力也明显衰落。

      昭、宣之世，特别是西汉后期，由于废除了缗钱税和其他律外苛征，私营工商复苏，贩运贸易又开始活跃。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民弃本逐末”(22)。当时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富商大贾、贩运商人。这除了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及张长叔、薛子仲等外，突出的还有成都罗裒，他既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余万”(23)。杨恽罢官之后，也从事贩运贸易，“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24)。“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25)。故贡禹曾经提议：“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26)。可见，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情况已较为普遍，且成为势不可挡。王莽代汉后，尽管实行“五均、六管政策，试图再次打击商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任用商人理财而失败，私营贩运贸易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东汉政权是在豪商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间政府没有直接提出过明确的抑商政策，光武帝当政时，桓谭曾经提出过“禁民二业”的主张，然最终未能贯彻执行。因东汉对工商业采取放任、保护态度，故贩运贸易以更为通畅的势头得到发展。当时从事贩运商业的人相当广泛。例如：吴汉早年，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27)。朱俊“少孤，母尝贩缯为业”(28)。第五伦因“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居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贩卖(29)。崔实自父亲死后，乃“以酤酿贩鬻为业”(30)。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31)。故王符说：当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32)这种商业、贩运贸易的发展，形成“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33)的繁荣局面。在交通条件不甚优越的北境道上，乌桓入侵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34)，于此可见一般。这也表明，尽管东汉一度实物货币复兴，然私营贩运贸易仍是当时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