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所说的西南边疆，主要是指与越南、缅甸、老挝等国相接壤的广西、云南地区，同时也涉及到地处祖国西南的贵州。西南边疆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有清一代，由于清朝对边疆的积极治理，大量汉族人口进入西南地区，边疆与内地联系和交流的加强等诸多原因，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边疆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 与内地贸易往来的频繁 随着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农业和矿业的发展，其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更加频繁，更多的汉族商人来到西南边疆，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桂东的梧州、桂平等城镇由于靠近广东，清代不少汉族商人迁到此地居住。据《创造粤东会馆碑记》所载，清代广东商人到桂平、大湟江镇、金田圩等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的情况是：“四方商贾，挟策贸迁者，接迹而来。舟车辐辏，货购积聚，熙来攘往，指不胜屈，而以我东粤之商旅于桂平永和、大宣两圩者尤盛。”《桂平县志》也载：“江地圩又名湟江圩，旧为瑶人贸易场，乾隆间迁今地，清世瑶人远遁，外籍日众，圩渐繁盛。嘉同光而后浔州府城设立厘金入口加税，石咀、新圩、南绿与平南之思旺圩来趁者皆有水路可达。故昔日县城繁盛之景象尽为此圩所夺，为全省各圩镇之冠。”[①a]云南的情况也是：“历年内地人民贸易往来纷纷如梭织，而楚、粤、黔之携眷世居其地，租垦营生者几十之三四。”“客民经商，投向夷地，家而往者，渐次已繁，更有本属单孑之身，挟资潜入，至于联为婚姻，因凭借夷妇，往来村寨。”[②a]“视云南全省，抚人（按指江西抚州商人）居什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州土府，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垦役，无非抚人为之矣。”[①b]“（云南）城市中皆汉人，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民，只身至滇经营，以致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即碧髓、宝石之物，在夷地，亦惟江、楚人冒险越界兴贩，舍命以博财货。”[②b]可见清代云南各地都已遍及内地商人的足迹。据有的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外地到云南的商人，就其数量而言，则以江西商人和湖广商人为最多，浙江、山陕、四川商人次之，闽粤、贵州商人又次之，安徽商人最少。[③b]外地商人在西南边疆主要从事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乾隆四年，广西巡抚安图上奏时谈到：广西地区“于新谷登场恣意卖与客贩，冀来年贱买官米。”[④b]可见商人已深入到广西农村收购粮食。滇南的个旧“户皆编甲，屋皆瓦舍，商贾贸者十八九，土著无几。”[⑤b]大理地区也是当地人“不好商贾，人自地方来，贸易缯采至厚蓄，故水土之利皆供客商。”[⑥b]这些内地商人来到西南边疆地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主要是把内地的商品贩运到边疆，也把边疆的一些土特产品运到内地，促进了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同时，在内地商人的影响下，一些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乾隆年间，广西与越南接攘的南宁、太平、镇安三府与越南通商频繁，明江五十三寨（今属宁明县）的村民“全赖挑贩营生，若将由村隘封禁，恐失业者聚而为匪，必百计包货偷越，转于边防无益。”[⑦b]可见这些人已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在云南维西藏族地区，“交易皆与妇人议，妇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数珠会计报捷，西吴、秦人为商于其地，皆租妇执贸易。”[⑧b]这些藏族妇女也已谙于从事商业活动。大理府的太和县，其民“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腾、顺云。又或走矿场，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⑨b]白族也有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二 各种贸易中心城镇的形成 随着商业的发展，清代西南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中心，这些贸易中心往往又是当地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即是大小不等的各种城镇。各省的省会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昆明“乃百货汇聚，人烟辐辏之所也。”[⑩b]来自江、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置产成家”，定居贵阳。[(11)b]清代广西的政治中心桂林是广西粮食和食盐运销最大的商业活动中心。一些原有的商业城市更加繁荣，如广西的梧州市清代已是广西商品进出口的门户和集散地。桂平县也是沟通两广的经济文化要道和物资集散地。[①②b]云南的大理，“商贾辐辏，甲于他郡”，为“一大都会”。[①c]还有一些因为农业、矿业的发展而形成的新城镇，这些新兴城镇大多是在边疆和偏僻闭塞之地。例如：东川汤丹、宁台等矿区，已是“人烟辐辏，买卖街场，各分市肆。”[②c]“路（南）民犁城西象羊地得矿苗，呈请开之，远近来者数千人，得矿者十之八九，不数月而荒巅成市。即名之曰象羊厂。”[③c]在滇西徼外的波龙银厂兴盛后，当地“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④c]这里已成为中缅人民交换贸易的场所。清军到此后，“夷民咸相率来观，以米、粮、腌鱼、盐、烟等物至营货卖。”[⑤c]滇南的茂隆银厂也成为当地的交换贸易中心。由于“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⑥c]清政府承认了当地民间贸易的合法性，剑川的弥沙井盐厂附近也形成了集市，张泓在《滇南新语》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剑川有夜市在禁鼓初动之后，剑处滇之极西，为进藏门户……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长昼，烟冷街衢，日落黄昏，百货乃集，村人蚁赴，手然松节，曰明子，高低远近，如萤磷负女携男，趋市买卖。多席地群饮，和歌跳舞，酗斗其常，而借此以为桑间仆上。”[⑦c]这个云南进藏门户的小镇，已成为当地经济、文化的中心。 清代西双版纳地区茶叶生产达到极盛时期，优质、量多的普洱茶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茶商前来进行贸易。六大茶山之一的倚邦茶山，每年春、夏两季，云南、四川等地的汉、藏族商人赶着马帮云集于此，购买茶叶。[⑧c]并在此地建有四川、楚雄、石屏会馆。倚邦每年要交贡茶100多担，全靠人背马驮至昆明，山高坡陡，交通十分不便，清廷特别由昆明直达思茅、倚邦、易武修了一条石块铺的贡道。这条贡道的修筑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倚邦也逐渐人口增加，集镇兴隆，学校、会馆、庙宇随之出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⑨c]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称为“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⑩c]边疆重镇普洱和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盛极一时，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当时普洱茶的销售路线有三条：其一以普洱为集散地，由滇西的巍山、腾冲、喜洲用马帮运往下关集中，再转运至四川泸州、叙府、重庆、成都和转运到西藏、西康销售；其二，由勐海至打洛，一路至泰国曼谷，一路到印度新德里，一路到马来亚、新加坡；其三，易武茶叶由马帮驮至老挝丰沙里，再转运至河内，由火车运至海防上船，远销南洋一带。[(11)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