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许多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竭尽思虑，提出种种建议设想，规划未来宏伟蓝图。孙中山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18年5月，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寓所（今香山路中山故居），“闭门著书，不理外事”，检讨革命失败之教训，规划未来建设之宏图。1919年写成《实业计划》。时值“欧战甫完之夕”，孙中山为大战期间及稍后一段时间里中国民族工业长足发展而欢欣鼓舞，又为北洋政府倒行逆施，使中国经济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大差距而忧心忡忡，他主张抓住战后“各交战国家军需工业必须转化资金另谋出路”之机会，利用欧美“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①] 一 《实业计划》又名“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书”，是一个开放型的规划。开始时系英文撰写，意在“希望国际决策之制定者，或对此巨大决策有影响之人士能同意此种观点”，并便于在欧美各国传播发行，“以利于计划之实施与完成”。[②]1921年《实业计划》由朱执信等人译成中文首次出版。《计划》除“篇首”和“结论”外，共分六个计划，设想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以三大港为起点，建筑五个系统的铁路网，伸向内地四面八方，配以公路航运等，以交通，特别是铁路为龙头，开发中国内地经济。在第二计划中，孙中山提出在长江口附近建立东方大港，改造上海旧港，并开发扬子江流域的具体设想。 与北方、南方大港相比，东方大港拟在中国东部中间，筑成与美国纽约港相匹敌的世界大商港。当时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又在中国东部中央，当可现成利用。然而上海港受长江淤泥填塞，航道日浅，“无以适合于将来世界商港之需要与要求”。如加改造，“所费甚巨”[③]，同时港区地区狭窄，又被列强租界分割，地价昂贵，扩建改造，困难甚多。为避免这些牵制、纠葛，孙中山主张一面规划改良上海旧港，一面另觅新址，建筑东方大港。 为选择港址与规划建港，孙中山作了长期的酝酿与准备。他参照了世界各国港口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名著，查阅了大量沿海的地质、水文、气候等资料，亲自或派人进行实地勘察。早在1916年9月15日（农历8月18日观潮节），适逢袁世凯死后不久，孙中山心情舒畅，精神振奋。这天雨后天晴，孙中山和叶楚伧、朱执信、蒋介石等一行七人，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钱江潮水惊涛拍岸，奔腾起伏。孙中山深有感慨地留下了“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著名题词。当夜留宿海宁商业学校，又为该校师生题写“猛进如潮”的匾额。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正以他那吞吐风云的气慨，思考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回沪后孙中山始终惦记着钱塘江弯弯曲曲的堤岸。不久着手撰写《实业计划》时又派机要秘书邵元冲专赴乍浦等钱塘江沿岸，搜集海塘资料，并嘱咐调查乍浦澉浦一带之海塘，弄清是石塘抑系土塘，谓“如无书可查，宜亲询该处士人，以期确实”。后来邵元冲将“查得浙江水陆道路记等书，图说颇详，乃举以相告”。孙中山“遂据以为规划东方大港之资”。[④]期间，孙中山还亲自去过海宁作实地调查。据1966年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回忆此事时说，“他只要有一点空，就在书屋里把大地图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深色的铅笔和橡皮，在上面标绘铁路、河道、海港等。有次他乘巡洋舰视察海宁时，告诉大副航道水浅，把船靠外行驶，但这位大副自以为他更熟悉情况，结果船搁浅。”可见孙中山掌握沿江水文资料之具体。 在选择港址的标准上，孙中山认为有四个原则必当遵循的：（一）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二）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即避免因征地等引起群众抵抗者—引者）；（四）必择地位之适宜。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孙中山确定东方大港最良好之位置“当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即杭州湾北岸乍浦角和澉浦角之间。 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杭州湾乍浦与澉浦之间，海岸呈弧线凹形，两突角相距约15英里（21.4公里）。港区建筑规划将作这样安排：在两角之间的凹形海岸，分成五段，每段3英里（4.8公里），分期分段建筑一条水泥石筑海堤。而在乍浦角突入海面数百尺处开一个缺口，作为港区的正门。为何选在伸出海面的地角上开口作港区的大门呢？因地角深入海中，受海浪冲刷，附近不积泥沙，水位较深。据测平均低潮时深12米至14米。港身长约20公里，宽2.4公里，港面水深最浅处为11米，平均水深达15米。完全符合世界大港12米水深的标准，最大的航船可以自由出入港口。 孙中山认为东方大港“作为中国中部一等海港”是“远胜上海旧港”的。第一，“此港一经作成，永无须为将来浚渫之计”。因为港区附近没有夹带泥沙的江河，加之杭州湾潮汐的冲刷，不会造成港口及航道的淤塞，今后不存在疏浚问题。第二，乍浦澉浦附近，有大量未被开发的土地，在此地“规划城市，发展实业，皆有绝对自由”，“一切公共营造及交通计划，均可采用最新最有利的方法建造”；第三，从资金上考虑，建设一个港口，需要巨额资金，购买土地。乍浦澉浦一带的普通农地价格要比上海地价低得多。当时每亩地仅50元至100元。为建筑港口，可以根据平均地权的原则，以政府名义购为国有。为建筑港身及街市之用地，约需200平方英里（合76.8万亩），按每亩最高价100元计，也只需款7600万元。这笔款项在当时虽不算小，“但政府可以先将地价照现时之额限定，而仅买取所须用之地”，其余暂时不用之地则作为国有土地，未给价者留于原主手中，只许使用，不许转卖，国家一旦需用时，随时可以以不变之地价向原主收取。这就是说，根据城市发展进展，分期征用土地。港口一旦建成，“地价急速腾贵”，每亩自千元至10万元之高价。这样，政府可以将土地自身产生的利润，收买以后所需的土地。“以地养地”，“以地征地”，逐步扩大，建设资金何愁源源不绝而来。 在原来荒僻的地方建造港口和港口大城市，完全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市内按照生产、流通和消费的需要，分设港口作业区、工业区、商业区、金融区和行政、教育文化区、居民住宅区等等。各区之间配以公共交通，连成一体，构成最佳的布局。这种新型大城市出现后，原来的上海则留“作为内地市场与制造中心”，这样并不会如有些人担心上海会衰落。孙中山举了英国孟遮斯打（曼彻斯特）旁边的利物浦港、日本大阪西侧的神户港，以及东京附近的横滨港为例，指出后者都是筑海港后新兴的大城市，而前者的老城市并未因为港口新城的兴起而失去繁荣的地位。孙中山放眼世界，满怀信心地认为东方大港，一定能建成象美国纽约港那样规模的现代化世界大商港和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