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性的深刻变革。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界的共识。变革的表现，从经济上说，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政治上说，是“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取代了“任人唯亲”的世官制。这也是为绝大多数学人所认同的。然而，对于这场变革的实质，则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分歧还颇大。笔者略同于如下一种观点，即认为：这场巨变，是以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为特征的，或者说是以土地的商品化为特征的；它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商品经济因素成为生产发展主要动力的阶段，从世界历史上看，这也可以说是人类农业社会中曾经发展到的最高阶段。（按，例如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即持类似的观点。又，有的学者对于“土地自由买卖”的提法有所保留，主要是比较于走向资本主义阶段的土地自由买卖而言，指出两者的自由度有分别。但是，这其实并未影响问题的本质。）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即农业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之商品化，实际上是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向前发展的结果。在周王朝实行的封建制经济模式下，土地权为王朝所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概括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贵族通过王朝的“封土授民”获得土地的世袭使用权，因此，在周制之下，土地是不能私相交换－授受的，（按，它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进行，周青铜器铭文证实了这一事实的存在。）更不用说自由买卖了，所谓“田里不鬻”（《礼记·王制》）便是其实录。但是，终于有一天，周王朝对土地的管治失控了，这是随王朝的解体而出现的。周王朝的解体，除了政治的腐败和外族的入侵等原因之外，新的生产力包括铁农具、牛耕以及其他农业技术的经验积累，使个体农户能够耕作比过去多得多的土地，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农产品，而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要求则被大大刺激起来，（按，这表现为个体农户的私有开荒地的迅速增多。）从而推动着生产方式发生新变，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按，例如，在旧生产工具之下通行的耦耕，使农户之间必须更多地采取助耕方式，从而限制了个体农民经营的独立性及其发展。而在新工具之下，不仅个体农民的独立经营得到有力的支持，也使得封建贵族经济中的集体生产方式受到个体生产方式的强烈冲击。）单个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大大加强，又在一方面是诱使，一方面是迫使周贵族们在其世代相传的封地上，放弃力役制，（按，因为力役制既不利于采用新工具，也不利于发挥从事力役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改用新的管理制度，即：雇佣－租佃制，来与这新的生产力相适应。而这种悄悄的革命，终于导致“礼坏乐崩”——把周王朝及其所代表的旧政治制度送进坟墓。这是孔子及其追随者所无法理解的：继周之后，秦汉而下两千余年的王朝，再也没有谁能够恢复周的礼乐制度。“吾其为东周乎！”也始终只是迂儒们空想的一条故道而已。 顺应历史潮流，率先采用新制的旧贵族和新地主，自然是一批野心勃勃的人物。随着周政治控制的松弛，随着他们实力的迅速增长，对土地占有的欲望也迅速高涨，土地的兼并，先是从一国之内，贵族和贵族之间，贵族和地主之间，地主和地主之间，乃至于贵族、地主和国君之间开始的；及至周王朝既已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国与国之间，以土地和劳动力为目的的兼并战争就发展起来，而且愈演愈烈。“春秋无义战”，战国更等而下之。循着“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的逻辑，从西周时的千二百余国，经春秋战国而急剧递减，直到最后，秦灭六国而包举天下，把所有其他国家的领土，通通纳入秦国一国的版图，这场由生产力而引发的社会变革，才告一段落。秦王朝代替周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但这却并不是“由治到乱，又由乱到治”的简单的历史循环。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实体必然要相应地更新。秦始皇所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官僚制的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取代了宗法式封建等级的礼治，排斥血缘继承的官僚制和郡县制取代了血缘继承的世官制和封建制，唯有血缘继承的专制主义的君主制仍旧保持着，但它的专政和集权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集中，同时也更加孤立。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度法治与高度人治相统一的政治体制，也是一个建立在土地商品化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以法家为代表的战国思想家申不害、商鞅、荀况、韩非之流，曾经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个新制度的诞生，视之为最优秀的制度，并且呕心沥血地为之经营策划。当秦王政正式登上皇帝宝座之时，也是这样志得意满地宣称的：“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始皇本纪》）虽然由于秦始皇未能及时从战时政治、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过于严酷的法治，加上继承人的愚蠢的人治，结果使王朝亡不旋踵。但是继之而起的汉王朝，还是“汉承秦制”，经过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吸取，使得汉王朝绵延四百余年，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泱泱大国！“百代皆行秦政治”，君主专制官僚制这个政治体制延续了两千余年，直到近代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炮火轰击之下，才开始土崩瓦解。 但是，君主专制政体虽然使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千余年中领先于世界，却并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福音。就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个体农民而言，他们的境况往往还在原始社会时期和周王朝的封建制社会之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中国历史记载是“仁义道德”的掩盖下，“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深刻地揭露出这两千年的黑暗。可悲的是，这个以土地商品化为特征的中国农业社会新阶段，始终无法走出商品经济原始积累的苦难境地——中国老百姓千辛万苦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总是在每一场摧毁旧王朝的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被狂怒的中国老百姓自己亲手毁灭。然后，当新的王朝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展开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又是重新开始原始积累的苦难历程。翻开两千年的历史，只要发生重一点的天灾；哪怕是正当盛世，人吃人的记载就会赫然出现在史家的笔下。真是天灾使然，不可抗拒？绝不是！问题还得到人祸上找。所谓“人祸”，也不是指皇帝或某个人物的好坏失误，而是指中国农业社会的新阶段自身所包含着的矛盾性。“百代皆行秦政治”，秦汉以下历朝的兴败，也无不是重蹈亡秦的覆辙！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总想在专制王朝、个体小农和地主三方所构成的矛盾“怪圈”中，找寻一条出路，却百思而不得其解。古今的历史家看来也未能把这种“历史循环”的玄机参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