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进行伟大民主革命的同时，提出了全面利用外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建国方略。本文从孙中山利用外资的原则、方法入手，来探明孙中山外资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而揭示外资思想未能富国强民的原因，及其外资思想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资能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议以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 利用外资 原则 方法 影响 一 长期以来，“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噬毒”[①]，针对这种思想，孙中山明确地把利用外资本身所起的作用和乱用外资的失败经验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借外资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资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②]，“吾人须屏除一种错误之见解，勿以为外人一旦羼办此种事业，则必破坏国家之主权，妨害吾人之自由，盖实际上并不如是也。”[③]门户开放，引进外资，“在前清之时已成弊政”，而“其弊在条约之不善，并非外资即不可借”。“若能使借债之条约不碍于主权，借债亦复何伤！”[④] 针对国人的偏见，鉴于清朝“借债兴利”而导致丧权辱国的历史教训，也出于防止或避免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高度警惕，孙中山提出了利用外资必须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这位伟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超凡的世界战略眼光，及近代先进中国人富国强民的卓越思维。笔者把它概括为十大原则： 1.必须维护国家主权，这是引进外资的最高原则 孙中山强调利用外资必须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他指出：“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后的困难时期所坚持的借贷原则。这与清朝政府借外债不顾国家主权大相径庭，“满清借债之弊窦，第一则丧失主权，第二浪用无度，第三必须抵押。”他进一步指出，埃及借外债因失主权而亡国，美国独立之时“亦借外债，而美国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⑤]。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利用外资必须坚持国家主权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孙中山强调利用外资的前提就是“事权不落入外人之手”，“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这是“中国存亡之关键”[⑥]。这表现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以及维护和保持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 为了抵制六国银行集团通过借债来控制中国主权，孙中山与法国银行家商谈拟办一中西银行，这个银行“乃联合世界上之大资本而成者也，将来实能为中国银行之母，其势力可通贯全球，此银行一成，必能免六国之掣我肘及救中国之穷也”[⑦]。他坚持这个银行第一必须在中国注册，“悉遵中国法律；”第二，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居顾问局；”第三，“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可用华人；”第四，“督理各举二人，总办执行，悉惟督理之命是听。”[⑧]他对袁世凯、周学熙与法国人谈判开办银行，事事退让，不争主权，极为不满。他说，如果那样下去，“外人永无就我范围之日，而所办之中法银行，亦不过多一华俄银行而已，”“且此事一成，恐他国援以为例，用某国之资，则必遵某国之律，如此主权丧失，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⑨]191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北上，帝国主义用“财政援助”作诱饵，企图对他施加压力，通过借债控制中国主权，遭到断然拒绝。 2.必须以获利为目的，这是引进外资的“第一原则”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明确地把“获利”作为引进的第一原则： 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⑩]获利就是指要坚持国家利益，他说：“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产，举凡一切天然物产皆归公有，各种新事业之利润悉归公家。……借外资应办生利的事，不可做消耗的事。”（11）并且“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之建设，然后能举。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12） 孙中山利用外资发展实业，坚持国家效益的总策略原则就是：“一、必择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二、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四、必择地位之适宜。”（13）前两条主要是以对中国是否有利为前提，后两条讲的是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3.必须坚持时间效益的原则 为了抢时间，“急求发达我国家，”必须大胆利用外资、外力。他强调，中国人不能只算金钱帐，更重要的是学会算时间帐。当然，借外资要偿付高额利息，这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是件不愉快的事，但仅从这一点来加以反对是不明智的。利用外资发展生产，社会财富就会大大增加，否则就只好永远受穷。他以每年美国铁路收入为例，平均计算，如果美国晚修铁路一天，即减少收入四百万元。因此，他感慨地说：“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张之洞办汉阳铁厂以造铁轨，不肯用外资，结果延误二十年。于是他又说：“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14）列强利用外资，“进步之速，一日千里”，而我不用外资，修筑二十里铁路，“须款六十万万，以中国独立为之，非百年不可。列强进步之速一日千里，岂能待我百年？”（15）因此，利用外资应着眼于时间上，如果我们赢得了经济建设的时间，就是最大的成功。 4.坚持“平等互利”和“为我所用”的原则 利用外资，发展生产，不只对中国有利，实际上是中外互惠互利之事。他说：“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外国人“提供机器，负担外国专家们的开支；中国人提供原料和人力。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16）不要担心外商赚了钱，无利可图他们不会来。我们应把着眼点放在互惠互利上，放在发展生产和增加社会财富上。 他还主张，应该准许外资取得适当的权益，在“遵正当之途”的前提下，可按合同雇佣外国人担任技术或经营管理工作，但中国有权对所雇外人“随意用舍”（17）。在谈到中外通商时，他说：“通商本来是以有易无，是两利的事，”（18）当然，以外人之“有”，补我之“无”，则是我们的宗旨。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将外国的资金、人才、技术“为我所用”，则“十年之后，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