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历史上最为突出的重赋区。唐中期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说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江南重赋在八九世纪之交就已初肇其端。到明中期，经济名臣丘浚则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①a]。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也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②a]可见其时江南税额更高，地位更加重要。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③a]，江南赋税独重的局面，清代依旧。正因为如此，明廷将江南倚为“外府”，清代视江南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倍加关注，牢加控制。江南重赋也因其昔日的辉煌和对后世的影响而倍受时人和今人的瞩目。然而重赋自其形成之日直至今日，探讨它的产生缘由及其达到的程度的论述多，而探讨它的后果以及为实施这种政策朝廷和地方采取了哪些配套措施，地方和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的篇什还很少。本文将对上述问题略作考察，希望能够有利于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一 有关江南重赋的产生缘由，明清时人就有不同说法。归纳起来，至少有六说。一为怒民附寇说，二为籍没富豪田产说，三为因张士诚之旧说，四为杨宪加赋说，五为俗尚奢靡重税以困说，六为民田变官田说。今人也多有新见，除了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重赋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可以称之为官田重赋说，一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水平说。 笔者以为，明清以来的上述种种不同看法，大多有所根据，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探讨江南重赋，即要考察它在历史形成过程，又要承认它在明初飚升的事实，还要注意明清两代不断减赋的努力和措置。此外，明代重赋区非独江南一地，假如探讨江南重赋能够比照其它重赋区，则其产生原因也许更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明初的几个重赋区，都是前一个政权打下的基础，朱元璋现成地利用，并扩大了这一基础。江西袁州、瑞州如此，河南怀庆如此，江南更是如此。与其说江南重赋源于朱元璋怒民附寇，不如说因为朱元璋痛恨豪强虐民误粮没田入官；与其说官田直接导致了重赋，不如说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官田产生了重赋。明初江南赋税陡增，决不像清初有人说的那样与朱元璋无涉，而恰恰是朱元璋一番措置造成的，也决不像时下有人说的是江南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说当时的江南经济突然有了大发展，也没有任何理由说其时的经济水平是江南历史上最高的，更没有理由使人信服封建朝廷会在江南经济恢复发展的明初、清前期屡次减赋。因此，江南重赋，怒民附寇说固然不足凭信，经济发展结果说也缺乏根据[①b]。 现在我们再来具体分析江南重赋的具体数量及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下列数表将有助于我们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数量概念。
资料来源：万历《明会典》卷17、24、25，万历《杭州府志》卷29，万历《湖州府志》卷3、11，万历《嘉兴府志》卷5，嘉靖《浙江通志》卷17。 说明：1.苏州弘治田地数为正德《姑苏志》所载弘治十六年数，因《会典》所载15 524 998亩较之洪武和万历朝太离谱，故作调整。 2.杭嘉湖三府洪武二十六年数系洪武二十四年数，应该无出入，而其中嘉兴府税粮数无载，借用嘉靖元年数。 3.嘉兴府最早的田地数为洪武至宣德五年数，洪武二十六年数取此，万历六年田亩数取较近的隆庆二年数；最早的税粮数为嘉靖三十二年数，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十五年和万历六年数皆取此。湖州府弘治十五年和万历六年数取距离最近和数量未变的嘉靖元年数。杭州府万历六年数取距离最近的隆庆六年数。
资料来源：康熙《江南通志》卷17《田赋》，康熙《浙江通志》卷14《田赋》。 说明：1.表中所列反映的年代，苏松常镇江五府为康熙二十二年，嘉湖杭三府为康熙二十年。 2.表中所列苏松常镇江五府的银米数包括了闰年增加数，但未计入不在丁田外数，估计无大出入。
资料来源：《清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并参见表4。 说明：表中所列全国数为康熙二十四年，而江南数为康熙二十二年或二十年，虽不尽对应，但用于比较，当无大出入。 表1显示了明代洪武末年、弘治末年和万历初年江南田地税粮的升降变化。表2显示了明代江南八府及苏松二府田地税粮在全国的比重。表3显示了明代江南各府亩均税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程度。表4表5显示了清代康熙二十年代江南钱粮在全国的突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