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截取明代苏松地区仓储制度这一时空个案，拟通过区域性的实证研究，以加深对有明一朝仓储体系具体实施情况的理解。从全国范围说，明代仓储经历了单一由政府包办向多元化社会办理的过程，而苏松地区又有其地域特色。过去学术界对明代苏松仓政的关注往往只局限于济农仓一制，难以窥见仓储体系的全貌，特别不能够反映济农仓与曾在这一地域实施的预备仓、社仓、常平仓等之间的承继关系。有鉴于此，文章着重勾稽了苏州、松江二府各种仓储名目的兴革，并对仓储的管理运营情况作了初步探讨。 苏松地区的仓储设置时间至少可以追溯自唐代。唐太宗时就曾设立义仓，玄宗开元七年（719）又置常平仓[①a]；宋元两朝则兼行常平、社仓二法[②a]。进入明代，这一区域仓储制度日益完备，先后设立预备仓、济农仓、社仓、常平仓等仓储名目。本文试就明代苏松仓政的演变和管理运营情况作一论述，希望能与广泛综合的总体研究相得益彰。 一、明前期的预备仓和济农仓 预备仓作为一种以储粮备赈为主要职能的仓储制度，为明代所独有。洪武初，太祖出官钞二百万贯，并诏行省各选耆民运钞籴粮，于居民丛集处置预备仓，各州县东南西北四所，以备荒年赈济；又于近仓之处，佥点“耆老”或“大户”看守。敛散皆有定规。此后直至晚明，预备仓“虽间有废毁，却一直为诸帝所屡屡讲求，遂成一代之制。”[③a] 根据地方志的记录，明初预备仓在苏松地区曾普遍实施过。大多数县份皆设仓“以贮官谷，多者万余石，少者四五千，仓设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饥馑，以贷贫民”[④a]。下表列举了这一地区预备仓的创建年代及具体分布情形： 地点预备仓创建年份 备注 吴县 无 昆山县洪武二十三年 一所（在县治北柴巷内） 常熟县洪武二十三年 四所（东仓在县开元乡，西仓在县归政乡，俱二 十六都，南仓在县四十四都积善乡，北仓在县九 都崇素乡。） 长洲县不详 四所（在葑门外王墓村，曰东仓，在阊门外九都 ，曰西仓，在葑门外二十五都，曰南仓，在娄门 外二十四都，曰北仓。） 嘉定县[①b]建文元年 一所（在北门内五图） 崇明县[②b]不详 一所（在县治之南） 吴江县洪武二十二年 四所（莫、徐二志各异。莫志云：东仓在二十四 都勾渎村，西仓在震泽镇，南仓在六都，北仓在 北门外；徐志云：东在三都，西在十一都，南在 二十三都，北在二都。） 上海县洪武二十三年 四所（一在十九保，一在五十保，一在十八保， 一在三十保。） 华亭县洪武二十三年 四所（八保之叶谢，四十二保之金泽，七保之盖 家庄，三十五保之七宝镇。） 资料来源：正德《姑苏志》卷26《仓场》，隆庆《长洲县志》卷11《仓场》，康熙《常熟县志》卷3《官署》，道光《昆新两县志》卷3《公署》，乾隆《吴江县志》卷8《公署》，光绪《嘉定县志》卷2《营建志·仓狱》，正德《松江府志》卷14《仓廪》，弘冶《上海志》卷5《公署》，万历《青浦县志》卷1《公署》。 从上表，我们可清楚地看到苏松地区的预备仓大部分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左右建立，比太祖诏令整整晚了大约二十年。究其原因，概如乾隆《吴江县志》所云：“吴江县建仓乃迟之二十年者，盖或至是始力行，或先谋储蓄而仓则后建也。”[③b]另从预备仓的分布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县均有设置[④b]；而且即使有设置的县，也不是都能按照规范建立东南西北四所，昆山、嘉定两县就仅立一仓于城内。总体上说，苏松地区的预备仓并未如规制那样有条不紊。尽管如此，洪武年间的预备仓政与后世相比，仍算是办理得较好的。实际情况是，有明一代，预备仓在苏松地区多呈时兴时废的状态。洪武以后，由于大户的侵盗私用，预备仓谷空虚现象就已十分严重，从永乐元年（1403）三月编修杨溥《请预备仓储疏》可见：“今南方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⑤b]针对这一情况，永乐间许多地方均进行了仓储的修复工作，使谷储重新得以充盈。据正德《姑苏志》卷26记载：洪武后期，昆山县预备仓廒屋废毁，“永乐三年（1405），主薄梁杲重建”。 除官籴粮米外，预备仓亦收贮“拨充余米及罚赎米”等；尤其是明代向有囚犯纳纸（币）赎罪之例，使罚赎谷在预备仓仓谷中占颇为重要的地位。在明朝初叶，由于仓粮在多数时间尚有存积，一旦遇灾异或者饥荒，预备仓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盖次灾则赈籴，极灾则赈济”[①c]，既具有历代所设常平仓同样的功能：丰年以略低于市价收储谷物，歉年则减价出粜；还常于青黄不接时履行赈贷职能，“夏给冬收，以惠贫民”[②c]，视具体情况，或只归原贷，或酌加一、二分利息。尽管在永乐前期，朝廷曾令仓库从四乡移至城内[③c]，但预备仓对救济灾荒的成效尚能正常维持。 至洪熙宣德时期，预备仓开始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究其原因，虽可直接归于仓政的腐败，例如“有司以为不急之务，仓廒废弛，赎谷罚金尽归乌有”[④c]，以及看仓里甲大户侵盗私用，“粮多不入”[⑤c]等。然而这背后实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永乐北迁后，漕运费用的大幅度增长，使苏松地区农民的实际赋税负担激增，“壤地不过二千里，而京师百万之众恃之以供物产，人力宜其竭矣”，往往“常赋未充，甑釜已无烟矣”[⑥c]。若遇青黄不接或者水旱灾荒，预备仓储更无法发挥其职能。农民的生活难以维持，不得不“贷于富家，富家又数倍取利，而农益贫”[⑦c]。至有秋，“则先偿私贷，然后及公赋，公私既输而农则贫矣；农贫复假贷，或鬻子女，或弃本业，积贫至困如火销膏。”[⑧c]税粮的重额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大量农民不堪忍受，纷纷逃亡，“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⑨c]据统计，宣德五年（1430），苏州府所管7县户口应是474263户，至次年三月的实在人户仅369252户，两者相较，失额达10万余户，竟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政府先后派遣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抚江南，任命况钟、赵豫分别为苏州知府和松江知府。周忱到任以后，与况、赵二人通力合作，兴利除弊，在苏松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创建“济农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