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人民在物质生活质量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为何网络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黑子”和“喷子”①？为何有些原本旨在发展本地经济并能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政府项目，却遭到大规模抗议？为何中国在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却进入群体性事件高发期②？大量事实说明，当前中国的政治沟通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简单地说，就是传统“官说民听”的政治沟通模式正在遭遇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利益群体加速分化，权利主体多元化，并且各个领域中的困惑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不管是政府、知识分子、利益集团还是普罗大众，谁也不可能知道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原有的争相发言众声喧哗局面亟需各方学着去寻求解决之道，所以倾听就凸显了其特殊重要性。 一、文献回顾 政治沟通理论肇始于西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包括卡尔·多伊奇的通讯理论、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及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等。我国的政治沟通研究承袭自西方，主要研究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民意或舆论、政治决策与反馈。政治沟通的英文用词“political communication”在中文里含有沟通、交流、传播、交往等多重含义，几乎涉及与政治相关的各类主体、各种层级、各种向度的信息活动和过程(R.& G.，2012；许一飞，2015)。 正如克雷格所说，“沟通包括‘说’和‘听’两个方面”(Craig，2006)，倾听与表达同属沟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虽然倾听在沟通活动中的重要性已经在人际沟通、心理治疗、商务、教育或职业等领域中受到高度重视，但是它在政治沟通领域中却被大大忽略了。 (一)政治沟通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表达偏爱” 政治学与“表达”之间的紧密联系甚至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自从亚里士多德把人类定义为“政治动物”，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政治是一门有关表达的学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1962：28)在《政治学》第一章写道：“自然界使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能够理智表达。”在他看来，决定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既不是发声，也不是协作能力，“因为动物也能用声音来表示疼痛或者快乐，蜜蜂也能进行某种协作。”他认为恰恰是“表达”使人类得以交流自己的判断，而正是关于善恶、是非、正义的共识使城邦(polis，“政治”一词的来源)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把“表达”置于政治的核心概念，并且长期以修辞学的形式研究劝服艺术。这种对表达的偏爱甚至一直影响至今。在世界各国的科研论文和教科书中，对于“言论自由”、“文本”、“对话”、“劝服”的论述举不胜举，却只有极少数章节致力于倾听研究(e.g.，Adler & Rodman，2012：136)。Bickford(1996)在她的《民主的不和谐：倾听、冲突和公民权》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政治和公共领域中广泛存在忽视倾听的现象。并且理论层面对表达的偏爱延伸到了实践层面(Dobson，2012)。各国政府普遍对“把关”、“议程设置”、“框架”和“宣传”等议题感兴趣，而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实际上也是关于话语权的斗争。这一切彰显着强烈的重点：发声、再现、言说、话语……仿佛只要保障了“说话”的权利与义务就足以实现民主和平等，而“说”的对立面“听”的权利和义务却好像并不存在。 作为最早的政治学理论家之一，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倾听的重要地位。他在《理想国》(1986：2)开篇即讲了一个故事，说当玻勒马霍斯假装威胁苏格拉底阻止其离开时，苏格拉底提议尝试换一个策略：我们婉劝你们让我们离开。而玻勒马霍斯则回答说，万一无论你们如何相劝，我们还是拒绝听从，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可惜柏拉图并没有给予倾听以明确关注，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对倾听的忽视。如果再考虑到民主理论家把言论自由视为公民权的核心，那么这种忽视就更令人吃惊了。因为“话语和表达往往与权力有关，哪些人拥有更多表达机会和更强表达能力，这通常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体现，而倾听可能削弱话语的等级体系，可能创建一个充满生机的多元化的公共话语空间(Bickford，1996：97)。 政治沟通研究对倾听所表现出的忽视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把表达预设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灾难性的……因为说话确确实实隐含着倾听”(Odgen & Richards，1956：231)，它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双向互动。马丁·布伯发展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类需要的是对话，不是独白”(Buber，2002)。近期越来越多学者强调，所有的沟通都是双向理解，而不是单向传输，沟通的核心在于意义，而不是讯息本身(Craig & Muller，2007；Littlejohn & Foss，2008)。 (二)倾听是政治沟通的应有之义 尽管倾听研究至今尚未在理论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它作为一种沟通和参与行为，具有政治属性是不容否认的。它是对“公共参与”概念的重要矫正，使得后者从“表达”、“对话”和“文本”的局限中解放出来。 政治沟通在多伊奇(1963：316)的眼中就像“政府的神经”，一方面向整个有机体传达指令，另一方面它能使政府得以敏锐地感知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可知，政治沟通是一种双向互动，它不只是精英对民众传递信息，还包括政府精英接纳来自民众的心声。中国学者俞可平(2015)更加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民主政治首先体现为政府一定要体现民意，政府的政策要反映民众的需求，满足民众的需求。但是政府怎样获知民众的需求？怎样能够合理科学地了解民意？这就离不开政治沟通或者政治传播。没有政治沟通，政府就无从了解民意；没有政治沟通，民众也无从了解政府和政府官员”。 既然政治沟通是一个“公民与官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互相提建议或批评，以找到解决公共事务的最佳方案”(Young，2002：52)，那么“民主就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协商和解决冲突”改为“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协商和解决冲突”(O'Neill，2006：276)。难道揭示冲突不正是一种主动倾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