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宗白华”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中国美学。二十多年前，叶朗教授有言：“宗先生对中国美学的理解和把握，精深微妙，当代学术界没有第二人能够企及。”①这一判断似乎尚未过时。不仅宗白华的一系列观点仍被广泛引用，“宗白华范式”也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我曾概括出这种范式所包含的五个要点：“形上体系”，宗白华以中国形上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沟通文史哲的相对完整的体系；“比较方法”，宗白华通过中西美学不同规律的比较探求中国古典艺术的独特意境；“文化关怀”，宗白华以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关怀作为其美学的精神内核和最后归宿；“诗性文体”，宗白华开创了贴近艺术、紧扣体验的“散步美学”，以诗性的体悟而非抽象的思辨展开他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探询；“知行合一”，宗白华的生活是艺术化的生活，他的美学思考是与他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②这样一种范式契合于人们对中国美学之中国性的想象，要研究中国美学，就要接着宗白华讲。 但是范式不是一天建成的。1996年9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等联合召开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会上虽以“美学的双峰”作为对朱光潜、宗白华美学贡献的评价，但是叶朗教授在《从朱光潜“接着讲”——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一文中指出，美学必须接着朱光潜讲，以求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即便朱光潜并没有最终摆脱主客二分模式，即便“宗先生本人的立足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美学思想”是古今、中西美学的一种“更加自然，不露痕迹”的融合③，叶朗教授还是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体系。章启群教授《现代的与古典的——朱光潜与宗白华的一种比较研究》一文，则为古典与现代的区分提供了雄辩的解说：“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还包含了一种学术内在尺度的要求，它至少是对古典学术的一种超越。与古典学术的思辨特征相比，现代学术的一个根本标志是经验的、实证的、分析的。”④据此判断，章启群教授认为朱光潜的现代意识在当代中国美学界“可谓绝无仅有”；至于宗白华，则主要接受的是西方古典思辨哲学、美学的启迪，所以应该归入古典。也就是说，判断是古典还是现代，主要看思维方法，或者说哲学的方法论。不过这一判断在1996年的这次会议上引起了争议。邹华先生针锋相对地指出：宗白华所感应的是现代审美意识的情感骚动和现代人的浪漫精神，他所建立的美学是现代主体美学；而朱光潜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强调美是一种价值，倒是可以读出“古典性”的内容。⑤而汪裕雄先生认为，宗白华美学上承19-20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下接21世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精神，理所当然是现代的。⑥这种争论并非只是简单的“排座次”，而是关涉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大问题：一种思想何以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 我们发现，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体系”一词。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冯友兰就曾对当时担任《哲学评论》业余编辑的冯契说，中国真正构成美学体系的是宗白华。⑦体系性显然是现代学术的自觉诉求，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体系化，正是一个现代的工作。章启群教授承认，宗白华以古典思辨哲学、美学返观中国古代艺术，发掘出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精神，并把中西艺术的方法论差别上升到哲学和宇宙观的高度。⑧这显然不是“古典”一词能够概括的。有此铺垫，数年之后，章启群教授果然在《重估宗白华——建构现代中国美学体系的一个范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一文中更新了说法，他指出：在中西广博深厚的学术背景下，宗白华确立了他对于中西哲学和美学思想研究的比较意识和观念，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贯通古今中外，汇通文史哲，勾连艺术、宗教甚至科学的中国形上学体系。其所展现的高妙的学术境界和研究范式，在现代中国美学界，不仅前无古人，至今也无来者!宗白华不仅是“20世纪中国唯一可以称为有自己思想体系的美学家”⑨，而且他的思想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所以《重估宗白华》一文呼吁：“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青年们从阅读朱光潜的书进入美学之门，那么在21世纪，让我们从阅读宗白华的思想为起步，来建立真正的中国美学体系吧!” 真正的中国美学体系，就是属于21世纪的美学体系。这个呼吁相当有力量，但我们的疑惑是，既然宗白华是“在中西广博深厚的学术背景下”，“确立了他对于中西哲学和美学思想研究的比较意识和观念”，那么所建构的“中国美学体系”就应该是一个比较美学的成果，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建立了比较的格局，这才有了中国美学体系，似乎并不需要强调“真正的中国美学体系”。不过章启群教授可以反驳说，宗白华的美学诚然是以比较为方法，但它是比较基础上的创造，是一种新形态的美学，不是跟着西方近现代实验科学研究审美问题，而是将美学还原为一种以特定文化传统为根基的形上学体系。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诗学，一种艺术特质与文化特性的双向阐释。⑩所谓“真正的中国美学体系”，只是这种美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现身方式而已。 我同意这样看问题，但还是要提请注意几个问题。首先，作为在比较中建构起来的新的美学逻辑，文化诗学不能只适用于中国，理论上同样可以将“西方思辨美学”还原为文化诗学(即有所谓“真正的西方美学体系”或“真正的德国美学体系”)；其次，这一范式不能明显偏向中国，也就是说，不能随时用来显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再次，如果承认文化诗学是在比较中建构起来的，那么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眼光看待所谓“形上学”。中国当然有独树一帜的哲学思考，但是我们在整理这种思考时，如果时时刻刻都能将其与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互为阐发，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文化形上学”。我认为章启群教授使用“形上学”这种说法非常有眼光，这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从一开始就被用来应对中西比较的复杂语境。假如说哲学与美学可以归入同一种“知识型”或者说同一套学术语汇(显然有强烈的西学色彩)，那么形上学和文化诗学则是另一套，后者在应对跨文化语境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虽然它们未必能够一揽子解决中西比较所带来的难题，但至少可以更深刻地进入难题，并使这些难题成为新的美学逻辑的生长点。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就要说，宗白华以特定的美学逻辑比较中西艺术，他的美学思想的体系性其实是他中西艺术比较方法的体系性，而不是说他先行有一个成熟的美学体系，然后再来进行中西艺术比较。事实上，在系统地进行中西艺术比较之前，宗白华并无成体系的美学论述。反过来，我们当然也不能说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精神”造就了他美学研究的体系性，而只能说，如果宗白华的美学从一开始就是比较美学，那么这种比较美学的体系性与中西艺术的独特性，或许是互相造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