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4-0027-08 一、“接着说”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美学传入中国，启蒙了中华美学的现代意识，推动了中华美学向现代转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传入中国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是以“启蒙”为动力的与中华美学逐步对接、融合的过程。这个道理也无可置疑，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它如何启蒙？怎样推动？检讨多年来中国美学界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的解读和阐释。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1980年代的实践美学，乃至1990年代后实践美学的一大部分，在我看来基本上都没有超出这个解读和阐释的层面，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开放，解读和阐释的视域日益扩大，参照日益增多，解读和阐释的准确度日益提高而已。这当然不能否定这种解读和阐释同样需要创造性的思维，但这种创造性同所谓的原创性仍有区别，比如实践美学的各派，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立之后，各方纷纷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另一方面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论观点，给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逻辑起点，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有着很大的启发性”①。一句话，把研究的注意力全部放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上。所以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它们还都属于“照着说”，因为它的立足点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一边，充其量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但当今中国的真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果要在中国“接着说”，首先就要“对接”中华美学来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自言自语，自拉自唱。这意味着必须把理论的立足点移到中国自身这一边。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看问题，那么，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明摆着还未化入中华美学理论的内部，尤其是它的核心诗艺理论、审美理论，两者之间还有很厚的隔膜。这直接导致今天的理论与实践、美与美感的严重脱节。尽管有人会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接受史乃至一切文化接受史的必然现象，从照着说到接着说必然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就像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从汉末经魏晋六朝，直到唐宋时代才结出正果，但是我仍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余年、“中国化”口号提出70余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辩解已不能使人泰然，更不能使人信服。而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单单“照着说”不仅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也无法长期“说”下去，它必然不断走向被边缘化的境地。对此，80年前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可谓警世之言，他说： 佛教学说能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实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足以相成。② 这里，陈寅恪先生借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对接的例子。玄奘的“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可谓之“照着说”的典型，但照着说“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问题就在于照着说只讲吸收，未讲改造；而道教的“接着说”，一方面“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一方面又对佛教“无不尽量吸收”。换言之，既讲吸收，又讲改造，它把佛教与本民族文化对接起来，最终“融成一家之说”。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佛教的东渐已不能同日而语，但陈寅恪的警示亦足以引起今天研究者的重视。简言之，“照着说”决非是理论发展的长久之计，只有接着说，并且是对接着自身传统来说，才是活水之源。对这一结论，人们多半会持赞同的态度，因为它指出了关键不是要不要“对接”，而是怎样“对接”这个实质问题。而讨论怎样“对接”，就涉及一个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华美学的“接着说”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方法。以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仅仅是立场、观念，还不是方法。方法具有不可含糊的路径性和可操作性。“接着说”是一种理论的建构，其方法如同马克思所说，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毫无疑问，理论的认识首先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开始，但是在理论认识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理论的建构就应该“抽象”向更高的“具体”迈进。建构把认识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因此，当今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恰恰就是忽视理论的建构，忽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实际展开，而要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必得从现实的概念、范畴开始。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就是依着实际的范畴找到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开始的，它把“既要吸收，又要改造”的立场、观念落实在具体范畴的展开与演绎之中。这里举禅宗的“自然”范畴为例。一方面，“自然”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它是指天地人一切的存在及其法则。天之自然、身之自然与心之自然的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的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自然”又是佛教的本体观，佛教把自然看作众生本性：“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而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这样“自然”的范畴就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与佛教共同的范畴，它使两者的交流、对话有了可能，中国禅宗正是“接着”这个共同的范畴，并加以改造与发展，它所提出的一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观念，所谓“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以及顿悟、棒喝、呵祖、骂佛等参禅机锋，都是糅合了双方的“自然”观，并加以发展的结果。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方法上抓住“自然”这个共同范畴是关键。由此可见，对于两个相互独立的文化体系而言，它们本是各自环境的产物，反映着创造它们的各自民族的现实和历史。因此文化的差异，实质就是文化创造者的差异，以及他们的现实和历史的差异，但是，不管这种差异有多大，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总是有着基本的共同性。因而当两种文化相互交往时，常识告诉我们，虽然差异性因为其新奇、独特而总是首先被人们所注意到，但它们的共同性却更便于双方的对话和交流。尤其在理论领域，寻找到双方的共同点，如共同的概念、范畴等，理论的“吸收和改造”才不会沦为空话。禅宗的“自然”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