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研究”笔谈

作 者:

作者简介:
鹿錫俊,日本 鹿錫俊,日本人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04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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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蔣介石研究與抗日戰爭研究的互補關係

       回顧1937~1945年間中日兩國的內政與外交,必須注意到雙方在政治體制與決策過程方面的一個重大差別:在日本,雖然其基層政治層面組織嚴密、國民團結,但在中央政治上則是天皇、政府與軍部的多元體制,而且其首相頻繁更迭,整體上始終缺乏一個具有極大威信、在關鍵時刻可以左右大政方針根本方向的核心人物。而當時的中國則與日本形成鮮明對照:雖然基層政治層面組織渙散,且一直存在著國共兩黨的對立,但在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層面,蔣介石一直處於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並始終在內政外交的政策決定過程中發揮著左右國策方向的關鍵作用,以致日本在這一時期往往把其對華政策稱為對蔣政策。因此,不研究蔣介石,就無法真正認識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內政外交的性質和政策決定過程的特色。

       另外,國外學界一般認為,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作為,既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功績,又是他最終喪失政權敗退台灣的遠因。因此,不研究抗日戰爭的歷史,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蔣介石。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人物研究的蔣介石研究和作為專題史研究的抗日戰爭研究,是一種相輔相成的互補關係。

       二、官方檔案的局限與蔣介石日記的價值

       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主要只能依據官方檔案進行,因此,它們所展示的大多是蔣介石與抗日戰爭的一些表層特點,而無法深入蔣介石的內心,通過揭示其在決定大政方針時的心路歷程,來展現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治、軍事與外交的深層原因。

       2006年後,這種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其主要原因,是從那一年起,人們得以使用暫存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的日記手稿,來彌補過去在資料條件上的缺陷。當然,關於蔣介石日記的學術價值,學界有各種看法,譬如,質疑其是否和一般的名人日記一樣,記好不記壞,以免日後有損本人名譽。還有人擔心,經過蔣介石的親屬對日記原文的遮掩後,人們是否還能讀到原汁原味的內容,等等。筆者認為,對於蔣介石從1915年至1972年的全部日記,不應一概而論,而應該區別不同時期作出分析和評價。而就與抗日戰爭直接有關的1930~1940年代的蔣介石日記來說,除了記有每天公私兩面的主要活動外,更有對國內外形勢的觀察和關於政策方針的思考,以及處理重大問题時內心的糾結,其中不乏有損蔣介石本人形象的內容,因此其私密性不容置疑。至於蔣介石親屬對日記的遮掩,也僅限於涉及個人隱私之處,由於採取的是塗黑方式,還可看出被遮蓋的文字極少,並不影響讀者了解日記的原貌。正因如此,1930~1940年代的蔣介石日記對於蔣介石研究及抗日戰爭研究的重大學術價值,目前已經得到明確的肯定。

       三、蔣介石日記使用上的不足之處

       問題是,自蔣介石日記開放後,雖然湧現出很多令人瞩目的新成果,但在日記的使用方法方面也隨之出現了一些突出的不足之處。概言之,有以下五點:

       第一,在論著中直接引用蔣介石日記,應該和它們的原文相同;用外語翻譯蔣介石日記,應該和它們的原意相符。這些都是做學問的基本常識。但是,由於蔣介石日記尚未公開出版所造成的使用上的客觀困難,也由於日記使用者個人的主觀原因,我們看到,一些論著所引用的蔣介石日記不夠正確,特別是外語論著中所翻譯的蔣介石日記,有些並不符合日記的原意,甚至和原意有很大出入。

       第二,運用蔣介石日記,本來應以充分理解日記所述內容的歷史背景及內在的邏輯為前提,但目前的一些論著對此前提重視不足。有些引用不顧前後脈絡,斷章取義;還有一些論著不是從精讀日記中得出論點或結論,而是先有了論點和結論,再從蔣介石日記中找出片言只語充當根據。

       第三,近年在大陸和港台都出版了大量民國要人的日記,特別是王世杰日記、徐永昌日記、胡適日記和翁文灝日記等等,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這使研究者可以對同一天所發生的事情,用不同人物的日記進行相互對照。如此,既可彌補各自的漏記、誤記或故意的迴避,又可從不同人物的特殊視角對歷史事實作多面考察和多重比較。同時,把這些私人文書和官方的檔案相互對照,還可從公、私兩個角度對歷史進行立體的考察。如此,既可充實論據,加強論證,又可防止誤讀與誤判。近年來,這兩個方面的相互對照,都已有人著力實施,但就整體來看,還只是剛剛開始,日後還有很大的發展餘地。

       第四,像蔣介石這樣跨越戰前、戰時、戰後,長期身處政界頂峰的領袖人物的日記,僅讀其中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內容,很難把握其歷史脈絡及內在邏輯。譬如,如果要考察蔣介石對盧溝橋事變的反應,僅看盧溝橋事變發生當時蔣介石的日記是不夠的。只有結合閱讀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前的蔣介石日記,從中釐清他在事變之前的認識,再結合閱讀盧溝橋事變處理完畢以後的蔣介石日記,從中找出他的事後反思和反省,才能得出一個比較全面的結論。因此,研究者只有在耐心讀完一個較長時期的日記,掌握其對某一個案之發展過程的完整記錄後,才能真正充分發掘出蔣介石日記內含的全部價值。易言之,在耐心讀完一個較長時期的蔣介石日記之前,應該克服“即使零零碎碎也先用了再說”的急躁情緒。

       第五,這些年來海內外各家史料機構已經出版或開放閱覽了有關蔣介石與抗日戰爭的大量歷史檔案,以此為基礎,關於蔣介石和抗日戰爭的研究,也已有深厚的積累。因此,目前對蔣介石日記的使用,更多的不是發現完全未知的事物,而是探索既知事物中有待發掘的深層真相,通過深入蔣介石的內心,而深化我們對歷史本質的認識。但目前有一種傾向是只注重從蔣介石日記中發現未知,而輕視從蔣介石日記中開拓對既知事物的深層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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