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44-23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雅各宾党人宣布：“一个自由民族的语言应是唯一的，且对所有人皆是同一的(The language of a free people must be one and the same for all)。”①一语道出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两百年后，法国政治学家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指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变革，必然伴随着语言状况的改变：“在帝国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之间以有文学传统为依托的通用语言进行沟通，而每个地区都有方言”。进入民族国家时期，方言“先被当地社会精英所抛弃，又被大众教育冷遇”，无可挽回地趋向“灭亡”。相应地，“民族语言”则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反对帝国语言的多样性象征”，又是众多地区性方言的掘墓人。作为一个国家“剩下”的唯一一种语言，它同时是“语言标准和政治规范”。[1]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过程，亦是与方言文化相关的地域性共同体的瓦解过程。[2]因此，语言民族主义不但意味着一种新语言(民族统一语)的诞生，也意味着许多旧语言(方言)的湮灭。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无疑是语言民族主义浪潮的众多追随者之一，不过，这并不等于它在任何方面都对其原型亦步亦趋。李方桂在1947年的一段评论中注意到：接受政府所颁行的国语标准，并没有妨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用方音去诵读文学文本，也没有使得方言的“声望”受到什么明显损伤。[3]确实，中国国语运动的领袖们大多对方言抱有一种积极而友善的态度，即使不将其看作家属，至少也当作可以共处的邻人，而不是一定要打倒的对手。国语和方言之间虽然也有紧张，但无论如何还没有发展到敌对地步，在多数情形下，反而是并辔骈行，形成了一种“双语”体制，并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可。同时，“国语”也常被看作一组可以在某种范围内适当移动的语言光谱：只要人们能够大体无障碍地沟通，国语的能事已毕；国语运动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把标准语说得字正腔圆。 在这些方面，国语运动和欧洲原版的语言民族主义主张显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此一特色似乎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尽管也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诸子对国语和方言的互补有过不少论述，并且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文化人，对方言文学和方言文艺的倡导和实践都一直没有停止，但对于这些现象，论者往往是点到为止，多数研究者仍然倾向于把国语运动看作国家(中央)政治和文化权力对(包括方言在内的)地方文化实施的“文化宰制”。②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既存研究对中国国语运动的思考，基本是通过西欧、日本经验的透镜进行的，故而多见其同，而鲜见其异。 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有关论述篇幅虽短，却深值注意。他把中国“语言改革运动中文字统一化和多样化之间的论争”，与“中央集权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围绕着中国国家形态问题的政治竞争”，视为两个同构而平行的现象。费氏同意，无论是“语言联邦主义”者，还是“中央集权者”，都处在“民族统一”的话语框架中，但前者所说的“统一”乃是“各个分裂的地方社会的集合”，后者更重视“抽象地重新组织起来的民族”。费约翰对两派平等对待，并注意到方言和国语之间的复杂性：对方言的认同未必即是对统一的背叛，相反，甚至可能是国家认同的另一种形态。③ 与大多数研究取向不同，本文主要关注国语运动中那些“不统一”的面相：乍看起来，它们和国语运动的旨趣背道而驰，但它们的确就存在于国语运动内部。这些面相主要表现为两个主张，而恰与那位雅各宾党人的理想南辕北辙：“国语运动”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只剩下“唯一”一种语言，也不要求所有人的“国语”都能说得一模一样。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都不曾完全变为现实，但这里边的关键显然不是其在客观上是否可能，而是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此一原则。或者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中国国语运动明确揭出了“不统一主义”的旗帜，且将其列为宗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特立独行之举。若考虑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浓郁民族主义思想氛围，此一主张就更显得不合时宜，值得细加检视。 一、“国语不统一主义” 1906年，陆费逵在一篇文章里指出，中国人之所以“知有乡谊而不知有国家观念，知有省界而不知有国家种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言不一”。因此，要凝聚“全国人心”，就要从“统一语言”做起。[4]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基本思路的高度概括。显然，自一开始，方言就和“分省界、判同乡之成见”联系起来④，成为国语运动主要的针对对象。20年代中期之后，在有些“革命家”眼里，方言更是成为“封建”势力的表征。⑤与此同时，作为铸造“国家观念”的利器，国语则被提升为确立“国民资格”的要件。1923年，黎锦晖宣布：“不懂中华国语的人，当然没有中国公民的资格。”[5]不久之后，沈恩孚也提出：“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要懂得国语，假使不懂国语，就是没有国民的资格。”[6] 不过，对方言分歧的批判，是否即意味着国语运动应把打倒方言作为一个努力目标?按照“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原则，答案自然是肯定的。1902年，《外交报》刊发的一位英国传教士的演说便预测：“中国苟能永远自主，则各地土音，必尽易为官话。将来铁路大通，往来便易，复多设学校，教化齐同，土风之不操，有断然者。”[7]那么，语言的统一即是“土风”的绝灭。1910年，由日本人主办的《盛京时报》发表了一篇倡导国语统一的文章，提及西方“宗主国”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土语”，“以消杀其故国之思”。⑥这些例子隐含了两个假定：语言塑造了人的认同，而方言所代表的认同和国语的认同是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