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2年南方政府争取关余分配权的斗争及交涉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俊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北京 100006 张俊义(1964- ),男,河北沧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香港史研究工作。

原文出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18-1922年间,南方政府、列强与北京政府三方围绕关余分配权问题展开了博弈及交涉。南方政府要求分拨关余的动机纯粹出于疏解财政困难的经济目的,但由于这一要求挑战了列强对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与关税分配权,故而其举动也具有了某种外争国权的政治上的意味。南方政府于1919年7月起获取部分关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在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挤被迫离粤后发生的,列强允许西南军阀把持下的南方政府获取关余有分化南方政府的目的。此外,由于时值“一战”结束,列强借机敦促南、北方政权举行和谈,并将分拨关余问题用做促和工具。1920-1922年间,南方政府再次提出关余交涉正值孙中山回归广州重建政权,由于列强对孙中山及领导下的政权采取敌视政策,他们对南方政府的要求未予响应。关余问题的交涉只在南方政府一方与总税务司安格联之间展开,而安格联的努力也未获列强及北京政府的支持,因此,南方政府在争取关余分拨上的第二次尝试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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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6)12-0067-11

       南方政府围绕关余问题与列强展开的交涉颇为复杂且影响深远。首先,关余交涉持续的时间很长,从1918年一直持续到1924年,横跨了孙中山在南方三次建立政权的整个过程。其次,关余交涉牵扯到了南方政府、北京政府和在华列强的各方利益,它涉及列强对南方政权的承认问题、南方政府分拨要求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列强对海关特权秩序的维护等诸多问题。再次、关余交涉是南方政府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对外交涉,其结果对南方政府其后确立联俄、反帝的方针产生了直接与重要的影响。鉴于关余问题的重要性,以往史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关注,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著述。①现有研究成果对关余问题所展现出的不同面相及复杂性曾有过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与论述,特别是对1923年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政府围绕关余分配权问题与以英、美为代表的列强所进行的交涉与斗争做出过颇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相当见地的观点与主张。相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关余问题的研究,重在研究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面,缺乏综合全面的研究;从前后时间看,学术界对1923年前后南方政府与列强间的第三次关余交涉研究比较充分,而对南方政府前期的两次交涉的研究稍嫌不足,关余问题仍有研究的空间。下面本文谨以陆续收集到的北洋政府档案、海关档案及英、美外交档案为基础,对南方政府初期在关余分配权问题上与列强所进行的两次斗争与交涉,尝试做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介绍,以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该事件的历史全貌。

       一、1918-1919年护法军政府对关余分拨的争取

       关余,系海关税收结余的简称,在近代中国,它特指海关税收在扣除以关税作抵押的外债和赔款之后所剩的余额部分。关余问题之所以与列强扯上关系,与近代以来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和税款征集、保管和支付权的陆续丧失密不可分。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首先迫使清王朝政府丧失了关税自主的权利,随后又趁中国内乱夺取了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和征税权,将中国海关纳入外籍税务司的把持之下。起初,洋税务司的权力还只限于关税的征收。辛亥革命后,由于各地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时任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on)的支持下先斩后奏,他以保障各债权国利益的名义,宣布采取临时措施,令各地海关税务司将所征收的税款统一汇入汇丰银行的指定账户,此后,经各国公使团商议,决定将税款分存于与债权国关系密切的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与华俄道胜银行。②不久,公使团进而决定成立由各国银行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监督海关税收,并于1912年1月拟定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办法八条,授权总税务司指拨税款。从此,中国海关税款的保管与分拨的权力也落入列强的监督与控制之下。③

       各国公使团与总税务司掌管税款的目的,是为保证以关税作抵的外债与赔款顺利得到拨付,在民国初期,中国的海关税收在支付外债与赔款外所剩无几,并无多少结余。然而从1916年下半年起,由于银两折合英金的汇价高涨与商业的逐渐繁荣,海关税收激增,除了偿付债、赔两款外,当年还出现800万关平银的海关盈余。其后,税收愈旺,关余愈多。至1919年,关余数目全年达2096万两,次年更达到了创纪录的2235万两。④

       本来关税的结余款完全属于中国,如何处置当由中国政府自由决定。但是,由于列强攫取了海关税收的征管与划拨权力,因此对于关余之处置权,列强也顺便将其把控在掌股之间,他们以顾虑中国税收安全及保持海关行政之完整为辞,声言中国政府若动用关余,“须得各关系国公使同意”,才能由总税务司来拨付。⑤这样,通过挟持关余的处分权,列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并试图借机影响当时纷乱的国内政局。

       民初时期,北京政府由于连年征战,军费浩繁,而作为当时最为重要税源的海关税收又掌控在列强手中,因此在财政上一直捉襟见肘;在南方新成立的护法军政府,经费上主要依靠海外华侨少量的捐款和对商民的增税勉强维持,于是,为数不菲的关余自然成了南、北方政府不约而同的争取目标,而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则成为了关键。

       起初,在关税出现盈余时,因其不在担保债、赔款之内,列强对关余的处置并没有给予过多干涉,在1917年,总税务司曾划拨关余1000万两给北京政府,用作普通的行政费用开支。⑥然而,随着孙中山于1917年7月南下广州,联合滇、桂等西南军阀成立护法军政府,中国国内政局遂演变成南、北两个政权鼎立的局面。在孙中山担任大元帅时期,护法军政府的开支大部分仰仗海外捐款,为纾解财政困难,孙中山曾派员与驻沙面的各国驻粤领事团交涉,成功取得了广东盐余收入的三分之二。⑦也许是由于感觉时机尚未成熟,孙中山并未向列强就分拨关余提出正式要求。由于滇、桂系军阀的排挤,1918年5月,非常国会将大元帅制改为联合总裁制,军政府的实权旁落滇、桂军阀手中,孙中山遂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开广州返回上海。孙中山离粤后,滇、桂军阀控制下的南方军政府因财政窘迫,开始正式向列强提出要求分拨西南六省所应得关余,但军政府的这一要求一直未获列强的回应。从英方档案看,1918年9月,军政府一度计划用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英国驻粤总领事获悉此事后,立即向英国政府提出主要内容包括封锁广州、武力保卫海关等在内的四点建议,以应对这一可能的危机。⑧9月7日,英外交大臣致电驻华公使朱尔典,授权英国驻粤总领事执行该建议。迫于列强的压力,军政府随后发表声明,否认有夺取海关的意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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