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释奠乐章考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喜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元史·礼乐志》中收录有两套释奠乐章:一为实用乐章,共16章,史家以为“皆旧曲”;一为备用乐章,元人撰作而未及使用,共11章,存9章,“阙”2章。明人指出,实用乐章之“旧曲”系沿用宋大晟府释奠乐章而来。清人察觉到大晟府乐章是14章,与实用乐章16章之数不符,从而断定所多2章为元人增撰;并且从元代这两套乐章间找到“巧合”,得出实用乐章较大晟府所多2章就是备用乐章所缺2章的结论。可是,如果把问题放到元代祭孔礼仪演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会发现,《元史》备用乐章11章之数及所谓缺2章的记载本已失误,清人据此辗转解释,以致疑误更深。实际上,这2首乐章皆出自宋人王应麟之手。16首乐章在宋末祭孔仪式中已被运用,后为元廷全盘采纳。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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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01-0034-10

       元代有两套释奠乐章,它们是考察元代祭孔活动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传统雅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特殊的史料价值,这部分内容在相关研究中被广为征引。征引之余,还衍生出一些“新”见解。然而,无论正史的原始记载,还是后世的相关解释,都存在疏误之处,有必要就此稍作考证。

       一 《元史》记载及明清以来所追加的解释

       元代的两套释奠乐章,一套是释奠活动中所使用的乐章,即实用乐章;一套并未投入使用,乃备用乐章。据《元史·礼乐志》记载,实用乐章“皆旧曲”,共16章,以“安”命名;备用乐章是新作,“元朝尝拟撰易,而未及用”,共11章,存9章,“阙”2章,以“明”命名①。详情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实用乐章章数众多,结构宏大,很容易引起关注。事实上,它也的确是古代祭孔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乐章组群。这套乐章的奇特之处在于,虽然它通行于有元一代的祭孔活动中,却并非元人作品,而是沿袭“旧曲”而来。那么这一“旧曲”又源自何处呢?

       有关实用乐章的历史渊源,《元史》卷六八、六九的记载完全一致,以为系沿袭“旧曲”而来。至于“旧曲”的详细情况,史家并未作出说明。好在与《元史》同时(同年稍后)修撰的《明集礼》在表述同一问题时,特别指出,“元释奠乐章皆用宋旧曲”③,这就传递了更为明确的信息。明末李之藻撰《泮宫礼乐疏》,也特意交代“其歌乐仍宋之旧”④。依此倒推,《元史·礼乐志》中提到的“旧曲”也应指宋曲,这在当时应为共识,无须注明。只是数百年后人们再来追溯这段记载时,在参校诸书后,未免纠结于《元史》修撰者的含混表述。

       宋曲被元廷接受的具体过程,《元史》卷六八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大德)十年命江浙行省制造宣圣庙乐器,以宋旧乐工施德仲审较应律,运至京师。秋八月,用于庙祀宣圣。先令翰林新撰乐章,命乐工习之。降送神曰《凝安》之曲,初献、盥洗、升殿、降殿、望瘗皆《同安》之曲,奠币曰《明安》之曲,奉俎曰《丰安》之曲,酌献曰《成安》之曲,亚终献曰《文安》之曲,彻豆曰《娱安》之曲。盖旧曲也,新乐章不果用⑤。从上文可知,宋曲于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始被运用到元代释奠礼上。当时元廷虽然也撰写了新乐章,或许是时间仓促不及演练,或许是词句有失典雅不能施用,抑或是其他原因,最终还是直接沿用了宋代的释奠乐章。这次貌似应急的临时举措终元之世未再更改,宋曲遂成为元代释奠礼上唯一使用的曲目。

       根据《宋史·乐志》的记载,宋释奠乐章共有三套,依撰作时间先后,分别为仁宗朝的景祐释奠乐章、徽宗朝的大观释奠乐章及大晟府释奠乐章。元代实用乐章所沿用的就是撰作于徽宗朝的大晟府释奠乐章。其实这层因袭关系,清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如清修《钦定国子监志》明确写道:“(元)释奠先师亦因宋之大晟,无所更易。”⑥可以说,宋元两代释奠乐章的渊源关系已经一目了然。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宋代大晟府乐章共14章,而元代实用乐章却是16章。确切地说,元代实用乐章只有14章与大晟府乐章吻合,其余2章则是大晟府乐章所没有的。那么这2章又出自哪里呢?

       元代实用乐章较大晟府乐章多出的两章,分别是郕国公(曾子)位酌献乐章、沂国公(子思)位酌献乐章,在《宋史》中绝无踪迹可寻,这似乎意味着它们可能不是宋人的作品。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清人普遍将郕国公位酌献乐章和沂国公位酌献乐章视为元人的补撰之作。雍正、乾隆年间所修《山东通志》就直接断定,元代乐章“自迎神至送神,俱用大晟府旧曲,惟增郕国公、沂国公酌献二首”⑦。清初治礼名家秦蕙田、考据大师钱大昕、孔子第69代孙孔继汾以及晚清启蒙思想家魏源也都作如是解。至此,清人的探究已经完全突破了明人所作出的元代实用乐章系因袭宋代旧曲的笼统结论。

       遗憾的是,《元史》里同样没有证据证明此两章乃元人增撰。不过,清代学者找到了另一条线索,他们从元人撰作的备用乐章中得到启发。根据《元史》记载,这套乐章本有十一章,但缺失两章。巧合的是,所缺两章恰恰就是郕国公位酌献乐章和沂国公位酌献乐章。这就为清儒的发挥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和推理空间。从秦蕙田《五礼通考》所作演绎中可以略窥端倪:

       《元史·乐志》所载祀宣圣乐章共二十有七,前十六章则释奠所用者也,后十一章则当时拟撰而未及用者也。但十六章中,内十四章则全用宋时大晟乐府拟撰释奠之词,其郕国公、沂国公酌献二章,系宋无而元增入者。后十一章中,九章存而二章亡,所亡即郕、沂二公酌献之词。何增于前而缺于后耶?盖颜、曾、思、孟并配,始于宋度宗咸淳三年。当大晟拟撰时,郕、沂二公尚未入配位,故无其乐章。元既袭而用之,则少此二配乐章,不得不增入以充其数,因于拟撰十一章之内取而用之。夫是以前之所增,即后之所缺也。今十四章词已见宋代,不重出,而郕国公、沂国公酌献二章,则录之如左,以志其增入之由,又以见此词之终未尝缺云⑧。或许是过于信任这种巧合的联系性,再加上逻辑推导也合情合理,因此素以谨严著称的秦蕙田非常肯定地得出结论:元代实用乐章较大晟府乐章所多两章就是元代所撰备用乐章所缺两章。随后,钱大昕考证《元史》,也对这两套释奠乐章予以高度关注,并作出了详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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