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6-0043-08 《宋史·苏轼传》实取材于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①因为苏辙的刻意剪裁与选择，很多史实并没有载入墓铭，致使《宋史》本传记载不全。以苏轼与章惇的关系为例，二人往还极为复杂，而《宋史·苏轼传》仅有“轼旧善司马光、章惇”寥寥数语(《墓志铭》中的记述为“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②黄、惠、儋三期，是苏轼人生中的三次低谷期，但对其文学、思想影响至深，而此三期，尤其是晚年贬谪岭海与章惇息息相关，然本传没有正面提及。其中缘由与苏辙的记述，以及苏轼兄弟与章惇的曲折交往相关。《宋史·苏轼传》载： 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③司马光卒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日，故本传云苏轼旧善章惇应指本年九月之前事，以这个时间点为断限，此前的苏、章关系仅此一句，此后则几乎没有提及。轼、惇关系中，苏辙作为当事人，他既参与其中，引发相关变化，也最清楚实情，然因苏辙巧加回避，致二人交游真相以及当时史实完全被掩盖、本传记载不全，有必要作补证。 一 青年苏轼与章惇相处甚欢 苏轼与章惇同为嘉祐二年(1057)进士，刘克庄《跋章援致平与东坡书》云“苏、章本布衣交”，④苏轼嘉祐元年冬天前一直在眉州，故二人初识应该在科举时。但真正开始交往则是在入仕以后，苏轼嘉祐六年(1061)底初仕为凤翔府签判，而章惇则为商洛令，据苏轼《与章子厚书参政书二首》：“轼始见公长安”，⑤推知应该是在此期。嘉祐六年闰八月苏辙入制科四等，以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本该为章惇僚属，因伺候老父苏洵而未能赴任。嘉祐七年(1062)十月苏轼与苏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云“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苏轼自注：“章子，惇也”。⑥苏辙在《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二)中云：“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⑦这里的“长吏”亦即商洛令章惇，说明苏轼确曾与章惇相见，并且一起提及过苏辙。 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九日，苏轼循行至盩厔，二十日章惇应约自长安来见，二人同游楼观、五郡、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等地，此行见章惇《游终南题名》：“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题。”⑧同游仙游潭时，章惇曾冒险攀援悬崖题壁，且以此夸耀于苏轼： (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⑨二人个性差异于此亦可见一斑，苏轼在调侃之余，对章惇还是不无称赞的。这一时期还有酒后观虎一事：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签，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马往观，去虎数十步，马惊不前。子瞻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取铜锣于石上戛响，虎遂惊窜。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⑩青年章惇对自己表现之自负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类似记载还有：“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11)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任满赴京，自凤翔经长安，在王颐家观看《醉道士图》，苏轼因为不能饮酒，故随手跋曰：“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跋醉道士图》)。(12)后章惇路过长安亦曾观玩此图，看到苏轼题跋不觉发笑，作《题跋醉道士》：“仆观《醉道士图》，展卷末诸君题名，至子瞻所题，发噱绝倒。子厚书。”(13)其中“发噱绝倒”自是缘于对苏轼之了解，个中缘由二人自是心领神会。有意思的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结束父丧，赴京途中再过长安，见章惇题跋，争胜之意隐忍不住，故又随手再题，云：“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过长安，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观《醉士图》，见子厚所题，知其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当复一噱。时与清臣、尧夫、子由同观。子瞻书。”(14)次年五月六日章惇调任武当县县令，过长安，看到苏轼题跋后，又作《再跋醉道士图后》：“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丰国时，子厚令武进，复题此，以继子瞻之后。己酉端午后一日。”(15)章惇揭苏轼之短，谓其虽好山水，却知难而退，实未玩味过风光之美，类推之，则虽好酒而不敢狂饮，实不知酒中真味。治平末年苏轼守丧在家，熙宁初回朝后不久外任，故这段时间内苏轼与章惇几无往还。总体看，早期二人间的亲密关系，令人艳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