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7-01-021 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时期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其于经学有突出贡献。在《春秋》学发展史上，王安石因“断烂朝报”说而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学界对其中原因多有探究，但对王安石的《春秋》观及其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论述不足。本文以对“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两大公案的考察为切入点，试图对王安石《春秋》学思想进行深入阐释。 一、两大公案考论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两大学术公案。首先，两种说法涵义不同。如果暂不考虑其来源，“断烂朝报”说主要是王安石对《春秋》的整体判断，似乎个人主观感受多一些；“不列《春秋》于学官”属于政府行为，是政府机构的一种措施。或许正是因为《春秋》似“断烂朝报”，所以才有不列于学官的结果。其次，两种说法出处各异。“断烂朝报”说，从目前资料看，一是据《宋史纪事本末》载：熙宁四年(1071)科举改革，王安石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一如断烂朝报，绝非仲尼之笔也”[1](卷九)。即王安石对孔子所修作的《春秋》无诋毁之意，“断烂朝报”是指《春秋》在遭受秦火与汉代被工具化后的状态。另一处见于李绂《书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序后》中考证此种说法的源头。周麟之为南宋人，曾为孙觉《春秋经解》作跋，其中讲到王安石斥废圣经定为“断烂朝报”。李绂作此后序反驳这一观点： “断烂朝报”之说，尝闻于先达，谓见之《临汝闲书》，盖病解经者，非诋经也。荆公尝自为《春秋左氏解》十卷，言言精核……其高第弟子陆农师佃、龚深甫原，并治《春秋》，陆著《春秋后传》，龚著《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阙文。荆公笑谓：“阙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2](P174-177)《临汝闲书》为南宋史学家李焘之子李壁所著。依李绂言：一是“断烂朝报”说确实存在，前提是《临汝闲书》所载史实无误；二是“断烂朝报”论所指为《春秋》注释之书，残缺不全，并非指《春秋》经。而王安石尚有《春秋》类著作，其弟子受其影响而治《春秋》[3](P448)。 由上可知，“断烂朝报”说出自王安石本人，指《春秋》注解之书，并非《春秋》经本身，这与北宋庆历之际疑古批传的学风是一致的。此后，苏辙在《春秋集解》自序中讲：“近岁王介甫以宰相解经，行之于世。至《春秋》，漫不能读，则诋以为断烂朝报，使天下士不得复学。”[4](自序)意指王安石对《春秋》的这种认识含有政治权力的成分，并非纯粹的学术观点。胡安国也讲：“初，荆公以字说训释经义，自谓千圣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以偏旁点画通也，则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5](P552)即指明王安石以《字说》为解经依据，《春秋》与此不符，故有诋毁之语。不难看出，王安石对《春秋》的训注评语到了苏辙、胡安国这里已经被断章取义，直取“断烂朝报”四字，舍去其中的历史背景和言论语境，认为“断烂朝报”直指《春秋》经。 如果说苏辙、胡安国二人所论尚属学术争鸣的范围，那么周麟之所论则有主观情感任意表达之义。其《跋先君讲春秋序后》言：“先君为予言：初，王荆公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一见而有惎心，自知不复能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者积有年矣。”[6](卷二二)莘老之书指孙觉的《春秋经解》。在周麟之看来，王安石纯是因嫉妒而污毁《春秋》经。因此以上三人均认为王安石视圣人《春秋》经为“断烂朝报”，与王安石本人所说“断烂朝报”的含义截然不同。 关于“不列《春秋》于学官”之说，前人早有此论，而作为学术公案见于周淑萍《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7]。《春秋》列于学官，获得官方尊崇地位始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一直到熙宁变法前夕。“不列《春秋》于学官”基本上伴随“断烂朝报”说之后，王安石在改革科举制度中确有此建议，据《宋史纪事本末》载，“请自今经筵毋以进讲，学校毋以设官，贡举毋以取士”，已含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最高权力者最终也接受了这一建议，昭示天下。“熙宁四年二月丁巳，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8](P5334)考试科目中不见《春秋》。而且，宋神宗也讲：“卿(王安石)尝以《春秋》自鲁史亡，其义不可考，故未置学官。”[8](P6019)到周麟之、胡安国以及《宋史》本传，则直接提出王安石诋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可见，王安石就《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对《春秋》提出一些消极意见，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此后学者在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成立的基础上直接言明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 对此学术公案，历代学人不乏考证、辨解。从已有材料看，这些考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就公案本身作辨。南宋晚期学者林竹溪引尹焞语：“和靖曰：‘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并以《答韩求仁书》为证，认为“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冤矣”[9](P3251)，指明“断烂朝报”说并非出于王安石。杨时曾为孙觉《春秋经解》作序，“三传异同，无所考证，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10](卷二五)，理性地分析了《春秋》不列入考试科目的原因。李明复进一步明确王安石与《春秋》的关系，认为“其徒乃废《春秋》，而后人谓安石意，非也。何以解《春秋》止是断烂朝报，未必然也。安石不解《春秋》，以其难知也”[11](卷上)，把废《春秋》的罪名归于王安石的弟子。可以发现，这一类辨解从形式上看范围较小，篇幅有限，论证单一；内容上趋于类同，否认“断烂朝报”之语出自王安石。但他们辩论的前提为王安石所诋废的《春秋》是孔子所作的《春秋》。另一类辨文是从大的历史背景出发，在前人证明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较全面辨释。李绂《书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序后》专就周麟之所论王安石对《春秋》的态度进行澄清。此文从“断烂朝报”说和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以及王安石的人格品质、学术修养等三方面反驳周麟之的观点。“断烂朝报”说主要是运用其家学《临汝闲书》证明王安石“意实尊经，非诋经也”；对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的论辨是从当时熙宁变法教育改革的举措入手，历史地分析了《春秋》经、传的发展，“宋以前治经，未有遗《周礼》者，若古来洽《春秋》者，治三传而已，治经不犹愈于传乎？三传互异，莫之适从，故治者少”。指明并非因王安石的政治行为而废《春秋》，实为《春秋》经、传的自然发展所致。又以王安石本人的才学、德量驳斥所谓“惎心”：“二人之交，始终生死未尝渝。莘老固贤，非荆公有德量，亦安能独贤？荆公之德量如此，安得见其所著书即惎之？”[2](P175-176)虽然论证比较充分，但仍有不甚严密之处。如李绂以《直斋书录解题》中所讲：冯正符借《春秋》类著作，经荐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证明不以《春秋》取士为妄说，此事在熙宁末年。实际上，《宋史纪事本末》中明确记载“不用于贡举”之论，用王安石厚待以《春秋》得赐的冯正符并不能抹杀“不用于贡举”法令的存在。这种论证的不严密一方面或出于学者本人的情感倾向，另一方面主要是疏于对“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论的源头考察，混淆了政策性存在与事实过程中变化存在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