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作者简介:
平田茂树,日 周佳,女,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兼职教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汪潇晨,男,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职官、科举制度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平田茂树,男,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本文第一部分《从宗子进士数据看宋代宗室科举政策的演变与影响》作者为周佳,第二部分《从登科数据看宋代童子科政策演变》作者为汪潇晨,第三部分《〈宋代登科总录〉与国际科举史研究的新推进》作者为平田茂树(大阪 558-8585)。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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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10.194

       一、从宗子进士数据看宋代宗室科举政策的演变与影响

       宗室科举是宋代科举制度的一项创举,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①。该制度的实施情况究竟如何?数量不容小觑的宗子登科族群对当时社会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以往因为相关传记资料稀少且分散,而难以有进一步的深入和突破。

       《宋代登科总录》[1](以下简称《总录》)收录了迄今最丰富的宗子登科名录,涉及进士科、武科、上舍释褐、明法科、博学宏词科、童子科、特奏名、特赐第等多种科目,且附有翔实的传记资料书证。各科目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士科,本文即以《总录》进士科出身(含上舍释褐)宗子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讨论宋代宗室科举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宗室族群的影响。

       (一)宗子登科辈分与比例

       北宋前期,宗子禁止参加科举,皆由国家授官,坐食俸禄而不任事。神宗熙宁二年(1069)宗室改革,允许宗子通过应举入仕。至南宋,宗子可以通过三种考试途径获得科举出身,一是有官锁应,二是无官应举,三是宗子取应试(相当于特奏名,合格第一名即可参加文举正奏名殿试)。从熙宁二年(1069)至南宋末210年间共开科68次,笔者从《总录》中统计到身份明确可考的进士登科宗子共904人②,其中有具体榜次的进士宗子,北宋13人,南宋852人,哲宗朝、徽宗朝、高宗朝、孝宗朝、光宗朝、宁宗朝、理宗朝、度宗朝分别为4人、9人、55人、59人、28人、211人、396人、103人;另有无榜次进士宗子39人,其中北宋16人,南宋21人,不明确朝代的2人。

       从朝代分布看,宗室应举政策在北宋影响不大,及第宗子数量有限,至南宋方人数激增。北宋宗室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按服属远近依次降低宗室待遇,其中五服内近属宗子仍享有赐名授官待遇,并可以和普通官员一样参加锁厅试;疏属宗子则取消赐名授官,只能通过参加科举获得官职。疏属宗子是指太祖、太宗、廷美的第五代以降后裔,换言之,宗子从第六代开始,只保留宗籍,基本等同庶民。《总录》中收录最早的进士登第宗子是哲宗元祐三年(1088)的赵令馡、赵子湜[1]1383。此后北宋陆续登第宗子集中在“令”(太祖五世孙)、“子”(太祖六世孙)、“伯”(太祖七世孙)、“士”(太宗五世孙)、“之”(廷美五世孙)、“孝”(英宗二世孙)几辈,主要是祖宗的第五、六代孙,并以“子”字辈居多。他们显然是宗室改革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通过科举谋求入仕出路,突破了宗室不能做官的藩篱。

       宗子族群首次大规模出现在进士登第舞台,是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总录》显示,高宗朝登科宗子集中在子、伯、师(太祖八世孙)、不(太宗六世孙)、善(太宗七世孙)、汝(太宗八世孙)、之、公(廷美六世孙)、彦(廷美七世孙)几辈,其中第六、七代孙占据多数。按照宗室改革条文,第六、七代孙正是最早面临“取消赐名授官”而需自谋出路的宗子。

       从高宗绍兴年间开始,直至南宋末年,宗子登第人数逐渐增多且居高不下。南宋进士登科宗子究竟有多大规模,因史料佚失,已难以统计。但是南宋现存绍兴十八年(1148)、宝祐四年(1256)两榜完整的登科名录,《总录》中保存登科宗子信息最多的两榜是宝庆二年(1226)、咸淳元年(1265),人数接近完整,故笔者选取这四榜数据做一统计(表1),庶几可见其大概。

      

       从表1来看,与庶人进士相比,南宋前期宗子登第人数在本榜中所占比例已接近5%,至南宋中后期,这一比例提高并稳定保持在10%左右。这一数据本身就值得我们对南宋登科宗子群体总数及其影响进行重新评估。南宋宗子应举人数应低于开封府、国子监、诸路州郡输送的解额,何以宗子进士比例比北宋陡然高出十倍以上呢?这与科举政策向宗室倾斜有很大关系。宋代有官锁应、无官应举宗子一律“别试别取”,即单独参加科举考试,不与普通举子同场,解试、省试的录取比例比普通举子要高③。但进一步统计《总录》数据,会发现新的问题。

       在表1基础上,笔者又统计了《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中登第宗子的甲第、举数信息(表2、表3)。

      

       表2中五甲宗子为零,因为徽宗宣和六年(1124)开始规定宗子登第者享有“末科升甲”的恩宠,所以“宗室不入五等”,此规定一直沿用至南宋末[2]275。绍兴十八年与宝祐四年相隔108年,宗子“一甲至三甲”人数比例由25%上升至33%,同时表3中“二举至五举”宗子人数比例由6%上升至46%。因为是登科录,所以表3中的“举数”应是“参加省试的次数”。宝祐四年的一甲至三甲宗子中,就有不少是二举以上④。这两组数据说明,至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其中不少宗室举子虽一举、二举不能登龙门,却不善罢甘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科举道路上冲刺。与平民一样,科举已成为宗子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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