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从1932年12月创建到1935年4月撤离的两年多时间里，川陕苏区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为巩固革命政权，川陕苏区非常重视审计监督工作的开展，实行财审合一的审计制度，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由各级监察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承担主要审计职能，劳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等部门也承担与其职能相关的部分审计监督工作。这些部门通过审查、巡视、惩处等手段，在苏维埃机构、党群组织和军队内部开展审计工作，对规范经济秩序，保障物资供应，支援前线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川陕苏区审计工作的范围和内容 （一）、对苏维埃机构的审计 川陕苏区十分重视对苏维埃各级机构的审计监督，其中，各级机关、财政机构、经济机构、粮食管理机构是审计工作的重点，其审计工作包括对账目收支的检查、对预决算的审核、对工作制度的规范等。 1.对苏维埃各级机关的审计 川陕苏区的审计工作首先体现在对苏维埃各级机关的审计和监督上，要求“实行预算和决算。乡苏每月底要做经济报告到区苏，区苏经济委员每月底要填决算和预算表到县财委员，县财委每月底填预算和决算表到省财委会”，“县委、县苏、工会……等机关开支，须按照人数向财委会领款（至多不过领五天的食费），如有特别开支，须由苏维埃常委会开会决定，由财委会发给之。”财委会有检查各部经济收支之权，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要做到“立即清查各机关账目，免除一切无谓的耗费”，“如有浪费等，由工农察查[监察]委员会处分之。” 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苏维埃各级机构的账目收支记录都要随时接受上级的审查和监督。如江口县岳家区《观音庵三乡一村苏维埃伙食零用薄》中就对1934年农历8月至腊月的伙食收入和支出有详细的账目。对于支出，有这样的记录：“9月13日早、午、夜共吃米三升，红军查田五人。9月14日开妇女会，早、午、夜共吃米五升，坐五席，红军五人，女同志二人。17日早、午、夜红军十二人吃米四升……”对于收入，有这样的记录：“八月初八日，第一连红军驻扎凤山寺，入蒲相和提出白米一石叁斗正。八月十四日，入王贵昌提出白米八斗，入蒲忠和提出白米五斗，此米付一、三连红军吃，是马元先收交付红军，我村主席职员并未过手，交斗一概不知……”在这些账目中，每一天的收支项目和红军来往食宿所开支的大米、盐巴，一斤一两，逐月逐日登记都登记得清清楚楚，这些就是审计工作在规范苏维埃机构账务、监督其经济活动上的具体体现。 2.对财政机构的审计 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川陕苏区负责财政工作的机构主要是省苏维埃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又下设会计处、工农银行和税务总局，对这些财政机构开展经常性的审计工作，能有效保证财政工作的规范性，从而堵住漏洞、增收节支。 （1）对工农银行的审计 川陕苏区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的基金由食盐、银元、珍贵药材、黄金、钞票等共同组成，当时工农银行的资金比较充足。在《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中，有对省财委会给省工农银行的基金的记载：“大烟土，二十万斤，每两三元；白木耳，百斤，每两二三元；出钞票，二百万元以上（苏洋）；出银元，五十万元以上（苏洋）；出铜圆，三十万元以上（苏洋）；金子，千余两（约值二百万元）。” 当时对工农银行的审计监督是很严格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监督使用旧的货币，发行苏维埃货币。在1933年8月翻印的《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中，“宣布旧金钱无效，这是不适当的。开始可以采用盖印苏维埃政府印章的办法，或者在旧的金钱上作各种可以分别的标记，假使技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制造苏维埃的金钱（如纸币）收取旧的货币，换用苏维埃的货币。对于发行纸币的问题，则应该非常谨慎，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苏维埃货币之跌价。只要在环境许可的地方，我们便必须给红军以金钱，设法使红军尽可能地用金钱购买食物。” 第二，监督私人银行与钱庄，禁止私自发行货币。在1933年8月翻印的《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中提出，“对于当地的钱庄，必须任命特别委员监督他的行动，坚决的禁止银行家及其管理者利用当地钱庄进行反革命行动的一切企图。” 第三，内部的监督与检查。各地工农银行的现金要求逐级收解，金银、货币的出入库，贷款、存款、汇款的业务的处理，都要严格按制度规定办事。从下面集中的现金，逐级送到总行。无论何时送到，即使是深更半夜，也都要及时清点入库，不准积压。对于工农银行工作人员的监督也是十分严格的。有一次检查时发现多了一版三串布币，共十五张、四十五串，被一个姓何的女剪票工私自拿去花了，经过查明汇报，由银行把她调出剪票房，送到保卫局去了。 （2）对税务工作的审计 税收工作是财政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川陕苏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统计，“1934年冬以后，旺苍坝每场至少可收税160～170元，木门场每场可收税60～70元；庙二湾因水运方便，一场可收税70元以上，仅广元县苏维埃境内，每月可收工商税1500元左右，占当时广元县苏维埃每月财政收入（现金）的一半以上。”另据通江苟伯儒回忆，“当时通江、南江。巴中税源较大，通江月收七八百元，有时上千元；南江、巴中也是月收六七百元或七八百元；其余各县月收二三百元或三四百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