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语史研究中三重证据法之运用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古代文献学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王国维提出的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嗣后,这一研究方法不仅迅速扩展到人类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一切研究领域,且又有不少学者根据不同实践与理解,发展为“三重证据法”。“汉语史”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专门史的研究。近年来,汉语史研究中运用三重证据法(这里的“三”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多的约数)者日益增多,比如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域外汉文文献语料(即类似陈寅恪先生所云“异族之故书”)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现代口语方言(即类似黄现璠先生所云“口述史料”、饶宗颐先生所云“田野调查”)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相关异国语语料(类似叶舒宪先生所云“人类学视野”)相互印证;等等。今结合出土文献简帛医方中的“冶”“脱”二字的考释问题,谈谈对三重证据法运用的一点粗浅体会。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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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史家赖以研究历史的证据材料主要只是运用传世文献的记载。进入20世纪,殷墟甲骨及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等大批出土文献的相继发现,王国维先生在日本与罗振玉共同从事的汉晋木牍研究,启迪了“二重证据法”的形成。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编撰的讲义《古史新证》的“总论”中首次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2王氏所云纸上材料即传统的文献材料,地下材料即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用考古发现的新史料与传世的文献典籍互相印证。自此,由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他又将这一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三重证据法是建立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的考据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史学研究领域,而是迅速扩展到人类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一切研究领域。根据不同学术领域、不同学者的不同理解与实践,有着不同的解释。举其大端,约有陈寅恪、黄现璠、徐中舒、饶宗颐及近年的叶舒宪等诸家。

      陈寅恪所言的三重证据法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219

      黄现璠所言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调查资料或材料中的“口述史料”研究历史学、民族学。

      徐中舒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考古数据和古文字数据。三重证据便是有字的考古资料、无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

      叶舒宪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数据与方法的运用。

      总而言之,自此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突破了单一证据材料的局限,而是逐渐走上了全方位的材料收集,多角度综合研究论证的坦途。

      “汉语史”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专门史的研究。近年来,本人在汉语史研究中也努力学习运用三重证据法(这里的“三”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多的约数),比如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域外汉文文献语料(即类似陈寅恪先生所云“异族之故书”①)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现代口语方言(即类似黄现璠先生所云“口述史料”饶宗颐先生的“田野调查”)相互印证;取出土文献语料、传世文献语料与相关异国语料(类似叶舒宪先生的“人类学视野”)相互印证等等。其实,三重证据法的每一重证据,其论证作用是各有长短的,传世文献语料面广量大,且比较熟悉、易于得到,但历代相传,难免有人为之改篡,无意之衍夺;有些出土文献语料被誉为“第一手资料”,是最为接近历史元文本的文献,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未经历代传抄增删。但大多为断编残简,且不易得。异国语言材料、方言材料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跨文化阐释力,可以拓展研究的视野,但也容易陷入过度阐释和简单比附的怪圈。只有借助证据间的互补性,才能使多重证据形成一个立体的动态复合的论证系统。实践证明:多重证据的收集利用,不仅可以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防止思想的片面性,而且各类数据能扬己之长,补己之短,互为支撑。今不揣浅陋,就结合出土文献简帛医方中的“冶”“饍”的考释问题,谈谈自己对三重证据法运用的一点粗浅体会。

      一、关于“冶”

      1973年湖南长沙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古医书,包括帛书11种:《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却谷食气》《导引图》;又包括竹简4种:《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②其中《五十二病房》《养生方》《杂疗方》及《杂禁方》这类简帛医方中,在言及中药炮制时,频繁出现一个“冶”字。根据其语境,大致可分如下几类:

      (一)与“燔”组合,“燔冶”“燔……冶”,如: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五十二病方》

      (1)取彘鱼,燔而冶;□□、薪(辛)夷、甘草各与【鼢】鼠等,皆合挠,取三指最(撮)一,入温酒一(杯)中而饮之。

      (2)燔狸皮,冶灰,入酒中,饮之。

      (3)【脉】者:取野兽肉食者五物之毛等,燔冶,合挠□,诲(每)旦【先】食,取三【指大撮】三,以温酒一杯和,饮之。

      (4)燔死人头,皆冶,以膏濡,而入之其空(孔)中。

      (5)燔敝褐,冶,布以傅之。

      (6)取雉,孰(熟)者(煮)余疾,鸡羽自解,隋(堕)其尾,□□□□□皆燔冶,取灰,以猪膏和【傅】。

      (7)取陈葵茎,燔冶之,以彘职()膏殽弁,以【傅】痏。

      (8)【折角】:燔螑,冶。裹其灰以□牛,可以翕□折角。益力。

      (9)取两雌隹尾,燔冶,自饮之,微矣。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养生方》:

      (10)取牛腮燔冶之,□干姜、菌桂,皆并□,□□囊盛之,以醯渍之,入中。

      (11)折角:燔螑,冶。裹其灰以□牛,可以翕壶折角。益力。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杂禁方》:

      (12)折角:燔螑,冶。裹其灰以□牛,可以翕壶折角。益力。

      (13)取两雌隹尾,燔冶,自饮之,徽矣。取东西乡犬头,燔冶,饮。

      ㈡与“阴干”组合,“阴干冶”“阴干……冶”,如: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五十二病方》

      (14)出之,阴干百日。即有颈(痉)者,冶,以三指一撮,和以温酒一(杯),饮之。

      (15)毒堇,阴干,取叶、实并冶,裹以韦臧(藏),用,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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