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于2010年发表长篇论文《“文言史”及其研究刍议》，根据吕叔湘所提出的把汉语史分为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的思想，对文言史的内涵及成立依据、文言文本的分类及其分布、文言史的研究内容、文言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1]最近，笔者又发表了《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一文，在总结与反思前人时贤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汉语史”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复线多头”的汉语史新格局。所谓“复线”，就是认为汉语史首先应由两条主线构成，即文言史与白话史；所谓“多头”，即在复线之外，汉语史还应有其他几个重要的“头绪”亦即线索，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如果再说得稍远一点，还应该有一个口语史。新汉语史的任务，就是理清以上各史及其相互关系，最终形成一系列相关的完整研究。[2] 本文拟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新汉语史中的文言史再作讨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文言史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根据文言文本性质及其发展过程等的不同可以分为“同质文言史”和“异质文言史”，二者应该分开来研究；第二，对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是否真正完全被白话取代提出我们的意见和看法；第三，以近代以来的异质文言为切入点，探讨文言史与现代汉语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一、文言史的简单梳理 早在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曾着眼于发展变化，把文言分为两种，他说： 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也得留下他的痕迹。最明显的是在词汇方面，这不用说，就是在文法方面也略略有些变化。……对于时代变迁的影响，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竭力仿效古人，用古语代今语，例如不说“军长”而说“将军”，不说“学生”而说“生徒”，结果，虽然有时还是不免露马脚，可是他们至少是拿周秦文做他们的理想的（唐宋以后的文人又常常拿唐宋古文家改造过的古文做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作品表面上也做得很象，我们可以称这一派为“正统文言”。 但是很早已经有人对于口语的影响采取较宽容的态度。他们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却应合当前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随笔和书札里面有很多例子，公文、契约等等应用文字更是如此。这一类文言可以称为“通俗文言”。[3]4 袁进则用了“典雅文言”与“浅近文言”的概念，他说：“但是两千年来的文言，还是出现了一种浅近化的趋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明清时期的文人集子，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比起先秦、两汉的文章，无疑是浅近得多，读起来容易得多。这时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一种与先秦两汉典雅文言不同的‘浅近文言’。什么是‘浅近文言’？所谓浅近文言，就是用典用得很少，无外乎不用古字难字，不讲究音调对仗，语法也比较随便，比较接近于白话，比较容易理解……这种浅近文言，到明清时期，已经在文坛上占据了主要地位。”[4]20 基于同样的认识，郭锡良明确指出汉语中长期存在“三文并存”的状态：“宋代以后，汉语书面语存在三种情况：一是仿古的文言文，二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古白话，三是继承唐代以前文白夹杂的混合语。”[5]617 我们曾经着眼于内部构成因素的差异，把文言文本分为“同质”和“异质”两种，前者指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宗文言，以及此后历朝历代沿袭使用、基本保持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即“拟古文”）；后者指与先秦典范相比，有了较大、较为明显变化的文本形式，二者大致可以与吕先生所说的“正统”与“通俗”对应起来。我们对异质文言的认识和定位是：产生于文言与白话的交界地带，是典型文言与典型白话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体，它是白话的起点，而在白话最终形成之后，它依然存在，并且在汉语发展史上与“正宗”文言和后起的白话呈鼎足而三、齐头并进的格局。[1]这样，去掉白话史一条线索，文言史应该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即包含同质文言史和异质文言史。 1.同质文言史 语言总会发展变化的，文言自然也不例外，一些学者基于对不同时期文言形态的了解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刘志成说：“有些学者以为汉代以后的书面语只是先秦书面语的继承或模仿，把问题未免太简单化了。其实，就是刻意仿古的唐宋古文运动作家的作品，与先秦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①李春阳指出，“文言文中，通常看不到方言色彩，而词汇句式的古今细微变化，似乎在表明口语对于文言的某种渗透。”[6]徐时仪谈到，“唐宋八大家的著作也是文言文中的杰作，其所用语言又与《史记》有所不同。究其原因，盖时代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演变。”[7]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长期从缺，主要因为受到以下两种认识的限制：一种是“不变说”，即认为后世的文言模仿之作与其模仿对象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谢序华就此指出：“人们历来认为文言是不变的，如《马氏文通》将韩愈古文与先秦文言当作同类语料使用；‘五四’时期斥文言为‘僵死不变’；当代，一般认为‘东汉以来，汉语书面语开始凝固了’，没有研究价值。”[8]有人虽然措辞略有不同，但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由于汉以后的大部分有正统身份的文人在著文时有意识地以先秦两汉散文使用的语言作为规范，严格遵循此种语言的规律进行写作。所以直至清末，甚至于‘五四’前夕的文言文作品的基本面貌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言文作品极其相似。”[9]另一种是“无用说”，即认为文言模仿之作虽然有变化，但是并不反映语言发展，所以对于汉语发展演变研究没有用处，比如有人说：“文言虽然以上古汉语为基础，但其主要作品均为后代所仿写，它既不能代表纯正的上古汉语，也不能体现后代汉语的演变。因此，在上古汉语的平面研究和汉语历史演变上，同样不会以文言这个范畴为对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以后代文言作品为语料，就会被视为‘犯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