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的农业经济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外商业管理思想;禹思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思想。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董时进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的一生与农结缘,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备且颇具前瞻性的农业改革发展方案。他是“以农立国”思想的坚定拥趸,是“技术学派”的领军人物,他所提出的有关农业合作、消费及人口的观点都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农业经济思想。但不能否认的是,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董时进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一些观点也存在固有的矛盾。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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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国家危亡,倾覆就在旦夕。江运鸿在《流亡词》中写到:“官家贪利禄,百姓为鱼肉。何日见升平,黄河犹未清。”显见当时国家之乱,百姓受苦之深。民国的混乱局面鼓舞了一大批志士仁人为拯救民族危亡做出努力,因而民国时期也是中国近代一个思想较为繁荣的时期。越来越多的精英分子认识到生产力方式的落后是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局面的重要原因,因而涌现了一批卓越的经济学家,董时进就是其中见解深刻、特立独行的一员。

      董时进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其父董世续、其母熊氏早年历尽辗转、辛勤劳作,在乡间买房置地过上了殷实的生活。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深感兴趣,并愿从事生产事业,过独立自由的生活。”①他对农民有着天然的同情,急于改变贫苦农民食不果腹、生活潦倒的生活。这奠定了董时进立志学农、建设农村的志向。中学时期,他“每与同学谈到学农的志趣时,常常越谈越高兴,乃至彻夜不眠。”②这种对农学的热情使他一生孜孜不倦投入到改良农村经济、改变农民生活和革新农村风貌的活动中:1940年,董时进组织开办了大新农场,深入田间亲自为果树剪枝、土地施肥,随后又开办了农产公司和炼油厂。而他创办的“现代农民社”(后更名为“中国农业协会”)以及《现代农业》杂志,目的则是“以谋增进农民智识,申诉农民疾苦。更为鼓励后方士气,协助农民增产。”③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见解独到,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备且颇具前瞻性的农业改良理论。虽然考虑到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严重与当时的中国国情脱节,是近乎乌托邦式的设想,然而他的水土保持、产业化、国际化等现代农业思想对于我国现在的农业发展也依旧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是在经济思想史学界,董时进的思想并未被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他的文献尚且缺乏。

      大多数时候,董时进的经济思想只被抽取一个角度,与其他同时期经济学家的思想做类比来进行观点的佐证。如蔡双全在《关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探析》中,探讨了董时进的重农思想。在郑清坡、郑京辉的《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调查与农业经济学之互动》一文中也一定程度讨论了董时进的农业经济调查思想。在林建刚《追寻民国农学家传统》一文中,论述了董时进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主张。“董时进认为中国经济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④

      而为数不多专门针对董时进思想的文献也大多是不完备的。袁野的《董时进旱灾防范思想初探》,讨论了董时进关于防治旱灾措施的思想,认为防治旱灾的“根本治灾之道,应是尽量解决人多地少之矛盾,减轻土地负担。”⑤而葛静波的《权力、经济、自由:董时进的思想透视》,则从董时进提出的“乡村改造与建设主张中,研究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乡村传统经济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乡村中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如何得到保护这三个方面”,⑥涉及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孙大权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的经济思想》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董时进的主要经济思想,略有欠缺之处是并未对其思想进行评述。

      二、“以农立国”思想

      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力求寻找一条拯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董时进就是“以农立国”思想的忠实拥趸。

      以刘大钧、张培刚、孙倬章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以工立国”,认为“农业为保守的、少进化的、与现代社会之进化潮流相反;工业则为进化的、且速进化的、与现社会之进化潮流相适应。”⑦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角度说明“工业立国”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另一方面说,他们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抵御外国的经济入侵。这显然与董时进的思想大相径庭。

      董时进“以农立国”观点的确立,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农业经济学》一书中写到:“农业对于中国之重要,殆如心脏对于人之身体……中国经济组织之各份子,无一能与农业脱离关系,无一不受农业之直接影响。”⑧

      董时进认为农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中国是农业国,百姓的衣食大部分依赖本国农业供给。董时进指出,“中国之粮食问题甚嚣尘上,洋米之进口,虽不少人奔走呼号,然考其实际,中国人之食物来自外国者,仅占一极小部分。”⑨根据他在《食料与人口》一书中的海关报告而言,“中国人之倚赖外来粮食者,约百分之一。”进口粮食的数量较需求总量而言只是杯水车薪。署名为流水的作者发表在《时事评论》的《高利贷——农村吸血鬼》一文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中国粮食并非不够自给,只因连年战乱、战区扩大、人民流亡,所有农民又多抽作壮丁,致田园荒芜、无人耕种,加之天灾不断地肆虐比如今年福州及长江一带的水患,使多少田禾淹没,农村受害。”⑩由此可见,中国的粮食并非不能自给,且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都只能立足于国内,因而“以农立国”、振兴和恢复农业发展才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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