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统计，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灭亡，中国因各种缘由共举欠外债计208笔，13亿两白银。①另有研究估计，经过近三百年的白银流入，至1825年，中国的白银存量约为11亿两白银。②如此，两个数字相比较，大致可以说晚清之中国当处于“银不抵债”的状态。况且，这13亿两白银，仅是债本，若加上利息，实际债负势恐翻番，如庚子赔款，债本为4.5亿两库平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连本带息翻了一番有余而达至9.8亿两。区区11亿两白银存量，仅马关、庚子两项赔款，连本带息，就可将其尽数囊括而去。况且，对晚清之外债灾难的理解，即使把本息都算进来，也不够全面，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攸关生死的附加因素：银价下跌。康有为在其《金主币救国议》一书中论曰：“银产日多，即银价日落。况银矿尚日出不已，则金价更日涨不已。昔各国未尽改金钱，二十年间，可以由十余换涨至四十余换，今万国尽改，只余吾中国未改，后此万国同来挤迫，又适银产之多而价落，则金价骤涨至五十余换，乃意中事，而非异事耳！吾国公卿皆蔽于目睫所见，大小不知万货之情，乃至金价骤涨至五六十换时，昔之纳息五六千万者，至是且须万万矣。昔之十万万者，至是溢至十五六万万矣。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则国不求亡而自亡！”③康氏此段，将清末中国面临之“银祸”的历史线索和逻辑原理，做了一个较全面的概括，梳理之下，可得出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银产日多，即银价日落”。美洲的白银开发，16世纪自墨西哥始，间有兴衰，已历三百年，19世纪中期又在美国内华达州发现了康斯托克矿，世界银产量因之骤增，“19世纪最后25年内白银年产量是前75年平均产量的4倍，达到近1.2亿盎司。”④银产增则银价跌，自然之理。 第二，“万国尽改金钱”。19世纪是金本位世纪，自1816年英国首行金本位制，到世纪末时，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实行了金本位制。⑤促使各国俱行金本位的原始动因是银价下跌，而金本位浪潮又会进一步加剧银价的跌势，二者互为因果，形成银价持续下跌的正反馈机制。 第三，“万国同来挤迫”。列强诸国俱行金本位制而“只余吾中国未改”，导致了“万国同来挤迫”的局面：首先，银价下跌，中国手里的白银缩水，欲赶世界金本位潮流的末班车，购金更贵，集金更难。其次，列国尽改金本位，国际支付遂成人皆用金我独用银之结构。人皆用金，与之交易我须付之以金；我独用银，人可付银于我。结果，中国贫金而外流，⑥“外银无用而倒入”，“二者交汇伏流，至今乃大发溃”⑦。最后，中国的债主国俱行金本位，则中国积欠的许多外债须以金还，则中国必须以越来越贱的白银到世界市场上购买越来越贵的黄金。如此金债银还，“竭一国之岁人，乃仅供纳息之数，则国不求亡而自亡！”。⑧ 金贵银贱，害深祸重，康有为以亡国警之。当时就银祸说类似毒话的，并非康氏一人，康有为说“腊枯而死”，梁启超说“凋疗以毙”，郑观应说“膏血即竭”。面对严峻局面，朝野的有识之士们实在坐不住了，旨在为中国的货币困境寻求出路的币制改革的大讨论，遂于甲午之后启动起来。 二、官商学热议币制 “世界银价下落，给予中国公私经济的刺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虽已开始萌芽，但还不觉得十分厉害，到甲午战争以后，接着八国联军采取极端野蛮的赔款方式，表现出非常尖锐。清朝人士才知道帝国主义列强都采用的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咄咄逼人的。因而中国似乎也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进到更高一级的金本位。”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895年，即签署《马关条约》那一年，中国思想界开始热议币制，启动此一热议的直接历史动因当然就是甲午战败和马关赔款的铁血事实。 “改革币制建议最早者当推顺天府府尹胡燏棻”⑩，他在《变法自强折》中请求朝廷，于各省通商口岸设局，自铸金银铜标准货币。(11)著名经济学家陈炽，在1895年发表《通用金镑说》一文，倡议中国开金矿铸金币，为金本位制的实行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有过出洋经历的川籍官员宋育仁，也于该年撰文，介绍了西方的金币制度的优势，认为“以磅易磅，彼无从取衰，以磅易银，彼不能厄价”，主张中国应“铸金币与之等重”。他强调说，“有金币之国，则日富而制人，无金币之国，则日贫而受制。铸金钱为制外第一义”。(12)中国自古未铸金币，甲午翌年的这些议论当为首倡。1897年，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更上书《请仿造金银钱折》，要求按英镑和先令的成色与重量标准铸造中国自己的“英镑”和“先令”。(13) 郑观应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八卷本中，专增了“圜法”一篇，以此参加了币制大讨论：“环顾地球各国，以金为市十之七八，金银互市十之二三，专用银者中国、印度、墨西哥而已。……用金之国日多，用银之国日少，无怪银价之日贱也。”(14)而“我中国专以银为币，与洋人交易吃亏极大”(15)，郑氏因而提出“若不择善而从，预为筹画，一旦巨款亏耗，元气暗伤，较之兵戎之祸，有过无不及焉。”(16)“择善而从”，“预为筹画”，郑氏在此尚未明确提出金本位制的方案，但字里行间已透出了弃银就金的心仪主旨。(17) 综观甲午后庚子前这一轮的币制讨论，大家都理解到了世界银价的日益下跌给中国造成的严峻压力，都认识到了世界的金本位制潮流对银价下跌的推波助澜作用，都意识到中国应当在铸造金币方面有所考虑了，都开始发声把国家货币体系朝着以金为本的方向推，但是，都还没有形成清晰的金本位制设计。其中的许多见解，以今天的眼界来看，不免失之粗略与浮浅，“资本主义的本位制度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崭新的问题，难怪有些人发出很奇怪的议论，如杨宜治之流，主张铸造英镑和先令。”(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