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海洋發展史上，宋代是一個變革期。對外貿易重心由陸路轉移到海路，海上絲綢之路運行機制、海洋觀念和文化出現新變化，整個亞洲海洋發展由此進入新的階段。已有研究對宋代海上貿易制度、商品構成、貿易港口等問題做了深入探討①。在此基礎上，本文擬對宋代海上絲路發展出現的新因素、新變革作一系統的論述，力圖全面地概括宋代海上絲路發展的新格局。 一、海上絲路對外貿易重心地位的確立 中國古代西北、西南和海路通向境外的三條路綫分别被稱爲西北絲綢之路（又稱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籍對三條絲路的明確記載始於漢武帝時代（前141—前87），而實際存在可能更早。漢唐時期，北方絲路長期佔據對外交通的主導地位。首先，是政治因素發揮了關鍵作用。漢唐政治重心在西北，防禦北方遊牧民族是王朝安全的重心，經營西域具有了鉗制北方遊牧民族的重要戰略意義，即漢武帝“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②，故宋代以前“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③。例如，西漢在政治力量推動下，西域與中原“使者相望於道”，一歲“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④這是南方絲路和海上絲路不具備的條件。 其次，漢唐時期經濟重心在北方。在交通困難，奢侈消費品作爲遠距離貿易主要商品的時期，長安和洛陽兩大都市爲中心的地區是出口商品主要供給地和進口商品主要銷售市場。“自葱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⑤，唐代通過絲路來華的外商——下至賣胡餅的小販，上至資產億萬的大商，長期定居長安。⑥ 再次，漢唐時期中國的貿易國主要是西域、中亞和西亞諸國。漢時，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漢朝的主要貿易國。這些國家“善賈市”，“欲（與漢）賈市爲好”。甘英欲往通大秦時，“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大秦）交市”，即壟斷中國與羅馬的貿易，故意阻止。⑦魏晉南北朝時，龜茲、于闐等國仍“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⑧。唐代西突厥興起後，積極介入絲綢貿易，將絲綢貿易推向了高峰。公元8世紀中葉，回鶻與唐的絹馬貿易將西北絲路貿易再次推向高潮。⑨西北絲路的開通，將中國內地與地中海、伊朗、印度間的經濟交流圈聯繫了起來⑩。 南方絲路僻處西南，以蜀地和雲南爲主要腹地，發展規模和貿易地位始終不能與北方絲路比肩。漢代海上絲路以徐聞、合浦爲起點，用小船輾轉循岸航行，“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從徐聞到黃支，不計中途耽誤，單程需要十二個月，“不者數年來還”，航程中充滿蠻夷剽殺人、風波溺死等危險，也無法與北方絲路並論。(11)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政權較爲重視海上交通，海上貿易有了較大發展。貿易條件更好的交州和廣州取代徐聞、合浦，成爲主要貿易港。孫吳政權曾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海諸國，“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12)。南北朝時期，交州“舟舶繼路，商使交屬”(13)，廣州也是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14)。此時期還出現了從東南亞經海南島以東直達廣州的航綫。法顯《佛國記》記載，其所乘商船本欲自蘇門答臘往廣州，“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即從深海直航廣州。隋朝常駿出使赤土，走的也是這一航綫，從廣州約五十余日達赤土國。(15)但海上絲路還未有西北絲路“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的盛況。 唐後期和五代時期，海路貿易已經顯示出趕超西北絲路的趨勢。廣州有“蠻胡賈人，舶交海中”(16)，“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17)。黃巢（820-884）攻陷廣州後大肆屠殺，“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18)。田神功（？-767）平劉展之亂，揚州城中“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19)。這與西北絲路的繁榮景象並無二致。與此同時，唐朝在西域、中亞的影響和控制力卻迅速下降。天寶九載(750)，高仙芝（？-756）在怛羅斯大敗於大食，“安史之亂”後唐朝軍隊基本從西域退回關內，西域和中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長安由“開元之前，貢翰不絕”變成了天寶之後“槁街之邸，來朝亦稀”(20)。吐蕃佔領河西走廊後，人們更願意選擇暢通而便利的海路。唐代宗時（762-779）滯留於長安的境外使節達四千餘人，唐政府計劃“自海道各遣歸國”。(21)往印度求法的僧侶也多選海路，《大唐求法高僧傳》所載六十位西行求法僧人中有三十三位取道南海。(22) 五代時期，西北絲路交通相對於海上絲路進一步衰退。西域地區舆中原政權保持朝貢關係的衹有回鶻和于闐，朝貢次數也比較有限。據《五代會要》統計，回鶻朝貢中原政權共七次，于闐朝貢共五次。而且後晉、後漢時“回鶻每至京師，禁民勿私相易，其所有寶貨皆中賣入官，私下市易者罪之”，到後周太祖纔“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私下交易，官中更不禁詰”(23)。另一方面，南方吳越、閩、南漢等政權十分重視海外貿易。吳越的貿易規模僅從其進貢宋朝的香藥珠寶數量即可見一斑。乾德元年(963)貢香藥十五萬斤，另有犀、牙、金銀、真珠、瑇瑁器等。開寶九年(976)貢乳香七萬斤，另有犀、牙、香藥等。宋太宗朝多次貢萬斤以上香藥及其他珠寶。(24)閩政權也大力發展海外貿易(25)。南漢也重視貿易，宋朝滅南漢當年(971)就置市舶司，可見其海外貿易不僅規模可觀，且已有制度化的管理。 宋代西北的貿易與五代相比有很大發展。西夏佔領靈州（今寧夏吳忠市）以前，中原交通西域的主要道路靈州道是暢通的(26)。西夏佔領靈州後，靈州道斷絕。宋朝與西域通過青唐道交往，至北宋末始終暢通。甘州政權“每遣使入貢，即爲德明所掠”，“宗哥諸族皆感朝恩，多遣人防援以進”(27)。吐蕃主動維護此道。拂菻國入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28)，于闐入宋也“道由黃頭回紇、草頭達靼、董氈等國”(29)。青唐道的貿易規模不小。熙寧五年（1072）王韶說，“蕃中物貨四流而歸於我者，歲不知幾百千萬”(30)。“回紇、于闐、盧甘等國人嘗齋蕃貨，以中國交易爲利，來稱入貢”，“所齋物貨上者有至十余萬緡，下者亦不減五七萬”(31)，西夏也“頻遣使者，商販中國”(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