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的巴蜀地区是我国最古老的茶区，其人工种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①，而唐宋时期则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正如明人王象晋所云“茶兴于唐，盛于宋，始为后世所重矣。”②然目前学界对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的茶业研究虽有成果问世，但总体仍显薄弱③，故本文特以茶叶的流通贩运与市场销售为研究对象，探讨当时本区茶叶的商品化问题，以达到“滴水见海洋”之目的。 一、茶叶的流通贩运 茶叶的流通贩运和市场销售是唐宋时期西南地区茶叶商品化的两个重要表现。 就茶叶的流通贩运言，既有区内流通贩运，又有区间流通贩运，这在史籍当中均能找到例证。以唐代彭州（治九陇，即今四川彭州）导江县为例，彭州，前蜀称灌州（治今都江堰市灌口镇），宋代设永康军（治今都江堰市灌口镇），属县有青城、导江。导江县，上接松潘，再北上至甘肃、青海，是唐宋以来巴蜀北上的重要通道。早在唐代，导江县西北的蚕崖关设有“茶市”（茶关），是民族间贸易的集中地，回纥人曾至道北进行茶马交易④。蚕崖关地形险峻，《元和郡县图志》云：“其处江上险绝，凿崖通道，有如蚕食，故名。”⑤由于该处地形险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杜甫《西山三首》云：“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⑥杜诗所云蚕崖、灌口都在彭州导江县境，前者在县西北47里，后者在县西26里⑦。是时吐蕃入侵剑南，蚕崖关成为唐军与吐蕃军队争夺之地，由此导致灌口向西运输粮食的船只减少，这从侧面反映灌口是区域内粮食流通贩运的重要通道。唐代在导江县的蚕崖关设置茶市，就茶叶贩运的通道而言，它应当与粮食流通贩运的路线相吻合。北宋时期，与辽、西夏、金政权形成鼎立局面，宋廷失去盛产马匹的北方地区，马源短缺，以茶易马定为国策。宋政府在川、陕设置茶马司进行茶马贸易，川茶成为易马的主要商品。永康军是当时重要的茶区，也是巴蜀境内最重要的茶叶市场。宋神宗时，四川境内设有41个卖茶场，而灌县境内尽占5个，即永康军（灌口）茶场、青城茶场、味江寨茶场、导江（今聚源镇）茶场和蒲村茶场⑧。宋人石介云：“永康军与西蛮夷接，四海统一，夷夏相通，番人之趁永康市门日千数人。”⑨可见唐宋时期永康军茶叶市场交易量大，各民族的商旅往来络绎不绝，因而它成为蜀地重要的茶叶集散中心。除永康军生产的茶叶在市场上交易外，其周边的什邡、安县、邛崃等地的茶叶也贩运到此贸易，奠定了永康军在巴蜀区域内茶叶流转贩运的地位。又如陆游《黄牛峡庙》中的“村女卖秋茶”⑩和《倚仗》中的“妇女卖茶芽”(11)，也同样传递了茶叶在区内流通贩运的信息，这些“村女”、“妇女”把自家所产茶叶拿到市场去销售，即从茶叶出产地的农村，直接送到本地草市、集市或城市的市场出卖，这是区域内更近距离的茶叶贩运罢了。 如果说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的茶叶区内流通贩运已为我们展现了一派极为繁忙、热闹的景象，那么当时茶叶在区间的长途贩运场面则显得气势恢弘和壮观。唐宋时期，西南地区茶叶的区间流通贩运主要是将川茶销往北方及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唐德宗贞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开始茶马贸易。封演《封氏闻见记》云：“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12)“回鹘”亦称为“回纥”，唐时居住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一带，这表明唐代南方地区的茶叶经过长途贩运，已到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李肇《唐国史补》云：“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13)“昌明”即绵州“昌明茶”，白居易诗云“渴尝一碗绿昌明”即指此茶；宋人赵令畤《鲭候录》云：“唐茶，东川有神泉、昌明，白公诗使‘绿昌明’是也。”(14)由此看出西南蜀地茶叶在唐代已销往吐蕃地区。另，唐时西南地区的蜀茶也贩运到今陕西地区，当时居住在陕西的白居易赋《萧员外寄新蜀茶》诗有“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15)之句，说明蜀茶长途贩运到陕西渭水一带，因此白诗言及用渭水煎蜀茶别有一番滋味。唐人杨晔《膳夫经手录》云：“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16)除“南走北越”外，还“北临五湖”，其区间流通范围可谓广泛。峨眉山僧人甚至还将嘉州（治龙游，即今四川乐山）的中峰茶运到阿拉伯人居住区(17)，可见唐代西南地区茶叶的区间流通贩运声势浩大。 宋代，西南地区的茶叶区间贩运主要是销往川西高原及西北地区。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邛临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緑、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18)显然，蜀地临邛的“火番”饼茶等深受西番、党项等民族喜爱，从而远销到川西高原及西北地区。但是，宋代西南地区茶叶由于受官府榷茶的影响，其区间长途贩运经历了由商人贩运到官府押运的变化过程。在官府榷禁川茶前，茶叶由商人贩运。吕陶《净德集》载：“未禁以前，陕西客旅得解盐并药物等入川买茶，所过州县俱有一重税钱。及至将茶出川，沿路又纳过税，以此税课大段增羡。”(19)官府榷禁川茶后，茶叶由官府组织解运。“川路险阻，般茶至陕西极难。元丰初，拨成都路兵数百人贴补般运，不一二年，死亡逃窜几尽。茶司遂令和雇人夫同共般载，州县畏其势力，或和雇不行，则差税户往前，颇有赔费。”(20)从宋代官府榷茶前后蜀茶区间贩运情况来看，商人为获得更多的利润，区间贩运商品较为灵活多变，入川买茶时贩运盐、药等商品到蜀地出卖，然后又把蜀地茶叶贩运到川外销售，实现了商品的互通有无，既丰富了川陕两地市场，又为官府带来丰厚的税收。然而，官府搬运茶叶等商品到陕西贩卖，具有征用劳力或赋役等强制性色彩，且征用的劳力在搬运茶叶过程中时有“死亡逃窜”等现象发生。不难看出，商人和官府都是将蜀地茶叶长途贩运到同一个市场，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商人盈利，官府亏损，这说明在榷茶体制之下，官府没有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茶叶区间贩运效率低下，其经营茶叶商品出现亏损的情况在所难免。总的来说，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的茶叶区间贩运，不管是商人运输，还是官府押运，其输出的方向均是北方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国家政策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