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岁末，经过79天的所谓“抗争”，随着警方的清场，香港“占中”运动终于落幕——至少可谓初步结束了。从事件爆发、延烧直至无果收场，纵观国内舆论，可谓众说纷纭。反对者多立基经济社会关系与国家主权，不能容忍香港反对派“恩将仇报”“犯上作乱”。支持者要么因厌恶现行政治体制，笃信“敌人的敌人便是自己的朋友”，要么从纯粹普世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为追求民主怎么折腾都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占中”是香港当下所面临管治困境的一个缩影。几乎没有人在香港回归前能够预见香港在回归后遭逢如此的政治格局和变迁。反对派人士没有想到，香港在回归后享有的政治自由比“殖民地”时期犹有过之，使得他们有较大空间挑战中央、制衡特区政府、动员群众及争取民主改革，同样，支持中央的人也没有想到香港在回归后的政治和管治情况会如此困难和混乱。回归前香港的民生问题虽多少为人所知，但香港的各类社会矛盾在回归后如此迅速尖锐化、严峻化和政治化却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之外。鉴于此，从多个维度揭示“占中”运动所凸显出的香港管治困境的迷思，探讨纷繁表象背后潜藏的结构性困境，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与应对问题的现实价值。 一、香港管治困境的表征 香港当下面临的管治困境与经济社会现实存在着因果关系，而这种困局的形成部分可归咎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对当时殖民政府的误导。在冷战时期，虽香港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同属美国阵营，享受了当时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工业分工和对美进口的优惠政策，但关于东亚的发展主义通论(特别是政府主导工业政策)却并不完全适用于香港。在保守党执政后，英国开始向全球输出新自由主义，受其管辖的香港，自然成为该主义的试验场与延伸地。中国大陆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逐步迈向市场化，香港成为西方打进内地庞大市场的绝佳桥梁，同时也占有意识形态传播的地利。在麦理浩时代(1971-1982)，港英政府虽推行官僚福利主义治理，却并无主导型的工业政策，秉持自由放任的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①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话语支撑下，特区政府总体延续了这种政策导向。得益于低税率的宽松制度环境，香港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2015年1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21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目前，香港与伦敦、纽约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20年前不到7000美元激增至如今大约3.8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六、七个经济体之一。②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在2014年度与2015年度皆位列三甲。③然而，整体经济的增长只是高度“财聚”而非“财散”，并未惠及社会每个阶层。 据乐施会报告，在香港总共700多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17万人以上，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骤减16％。据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最富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高于2007年的69.3％。衡量这一现象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的0.45上升至回归前夕1997年的0.518，后来再从2001年的0.525攀升至2011年的0.537，收入差距悬殊，位居发达经济体之最。④从2001-2010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人群收入增长了60％，而薪酬最低10％人群收入则下降了20％。⑤根据国际政策咨询公司区域研究(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居民收入中位数)由2013年的14.9倍飙升至2014年的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⑥ 具体来说，这一矛盾的成因大体可从去工业化、社会卡特尔化及全球化三个维度来阐释。 首先，收入大幅减少与投资不振、产业外移难脱关系。开埠之初，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到20世纪60年代渐趋转向出口制造业。受大陆改革开放契机驱动，在20世纪80年代，九成以上工业企业开始“北上”，投资内陆，将自己得来不易的工业基础空洞化。“产业偏食”不可避免地造就双重负面效果：其一，厂房外迁后，资本家将厂地改做房地产，有钱阶层开始追求金融投机，并渐成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二，与同期台湾的问题相仿，香港接单、海外生产的“三角贸易”模式虽对国内生产总值有贡献，但仅企业及大股东受惠，香港工作机会流失，劳工面临就业困难，薪资停滞等问题。伴随产业空洞化而来的是大量工业人口的“结构性失业”，而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及相关行业，却不利于为人口密度极大的香港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香港制造业繁荣时期从业人口有百万之众，占总人口比例高达35.8％，到2011年就只剩下17万人，占比只有4.5％，淘汰近77万劳动人口。⑦劳工低薪普遍化，但豪富阶层炒房推升房价，低薪与高房价的对比，形成“一个香港、两个世界”。大量工业人口转型艰难，伴随年龄渐长，遂陷入绝对贫困。 其次，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缺乏多样化产业类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独大，居民贫富差距拉大，造就整体掣肘香港民生改善的社会的“卡特尔化”。一方面，金融、地产及相关行业吸纳大部分企业利润，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居垄断地位；香港缺乏相应税法加以平衡，相反只是一味迎合资本利益，把重商主义发挥到极致。资本收益率必然超过收入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资本越来越垄断收入再分配，劳动力要素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内地改革开放和政府不干预政策的互动为大型财团的冒起提供了肥沃土壤。大型财团数量虽少，但其涉足行业甚广，但凡牵涉民生、基建与公共服务的绝大多数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地产、金融、电讯、医药、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零售等，皆处于或基本处于富豪掌控的超大集团垄断之下。⑧民众无论在就业、居住、娱乐和生活上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经济垄断和寡头垄断日益加深的环境中，不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收窄，个人创业的机会也受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