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D676.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7)02-0025-12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是英國在香港156年(1841～1997)殖民統治歷史終結20周年，是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20周年。如何科學地梳理、總結和揭示香港回歸20年來“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以為繼續前行之借鑒，不僅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擺在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题，同時也是擺在從事香港問題研究的海內外學界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 事實上，就中央政府層面而言，其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之梳理、總結和揭示工作，自香港回歸以來就一直在持續地進行，其思想認識在逐步地豐富和深化、逐步地成型和成熟。這種思想認識比較集中且公開反映在歷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歷年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歷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與前來北京參會的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座談和接見前來北京列席會議的特區行政長官時的談話，歷次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接見前來北京接受任命書或述職的特區行政長官的談話、會見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時的談話、赴香港參加香港回歸“逢五逢十”的周年慶典時發表的講話、赴香港視察和參加重要會議時發表的講話、在香港“基本法”頒佈或實施“逢五逢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等政治文件、政治講話中。 梳理和歸納香港回歸以來中共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和歷屆中央政府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之梳理、總結和揭示工作，其主基調一以貫之、始終未變，即在總體上、整體上予以充分肯定(“‘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的基礎和前提下，堅持富有辯證法思想智慧的“兩點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成功；“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對於中央政府的“兩點論”，歷屆特區政府是高度認可和全面接受的。這可從歷屆當選的特區行政長官在其“競選政綱”和歷年“施政報告”、從其前來北京彙報和請示工作的“述職報告”中得窺一斑。此即梁振英所高度概括的基本結論——“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獲得成功落實”。①“‘一國兩制’不僅在香港成功落實，而且有強大的生命力。”從香港回歸前不斷有人質疑香港前途，到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這一系列成功都離不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如果中國宣佈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後果。’現在看來，撒切爾夫人的這句話並不正確。”② 對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關於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評價，由於其符合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國際社會——包括始終抱有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的西方社會，也不能不保持有最低限度的“尊重”。這可從英國政府歷年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美國政府不定期的“香港政策報告”中得窺一斑。香港回歸以後仍然持續多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即是明證之一：香港回歸前代表西方社會高調“唱衰香港”發表《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專題文章的美國《財富》(Fortune)雜誌，在香港回歸10年以後不得不再次發表專題文章《哎喲，香港根本死不了》(Oops! Hong Kong is hardly dead)，公開承認“我們錯了”(We were wrong)，即是明證之一；曾經親眼目睹了新舊香港轉換的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在香港回歸以後儘管仍然常常“不識時務”地對中國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但是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一國兩制’在香港很有成效!”“香港基本上沒有變……它還是一個自由的都市，還保留著大部分特性和權利，這些都是最初中國政府保證要在‘一國兩制’之下，尊重香港的權利，當時大家不相信能夠實施‘一國兩制’，已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費理曼博士就持這種觀點。”香港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這個原則行得通，總體來說中國遵守‘一國兩制’的原則……”③英國外交部亦有明確表態：“英國非常認真對待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並相信‘一國兩制’是對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最佳安排，一如過去近20年一樣，期望‘一國兩制’日後亦繼續受尊重及成功。”④ 至於從事香港問題研究的海內外學界——尤其是就中國內地學界而言，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研究，自香港回歸以來也始終未輟，其研究內容也在逐步地豐富和深化。當然，由於特殊的政治語境，中國內地學界關於香港問題的研究所存在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表現為：研究範式單一、主題先行、學理性基礎偏弱，等等。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影響到對“一國兩制”研究的學術化水平。由於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定位是從其國家整體戰略和“國際視野”出發的“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工作，偏重於理論性闡釋，比較原則、比較抽象、比較宏觀。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有關“香港工作”和“一國兩制”建設工程的指示精神及其“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僅僅是為中國內地學界指明了大的路向，而不是替代或規限學者們在該領域具體的學術研究。恰恰相反，僅僅就中國內地學界而言，其關於香港問题研究的學術探索空間還是非常開放、非常廣闊的。事實上，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有關“香港工作”和“一國兩制”建設工程的指示精神及其“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也是建立在充分吸納中國內地學界學術成果、學術智慧的基礎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