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7)02-0018-05 今天，政治哲学已经成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要的“显学”，从古至今的哲学理论和流派言必及“正义”“平等”和“法治”等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或是力图诠释文本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或是力图为我国当前国家治理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自己的方案。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改变世界”的图景，使得一般政治哲学都必须首先面临劳动和实践的拷问与批判。“仁义”“正义”等政治伦理价值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叙事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本身的定义，更无法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属于人民的历史内涵相融洽。因此，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20世纪的重要发展成果，既是具有中国精神的面向未来的政治哲学，也不失为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参照。 一、毛泽东政治哲学基本维度：对唯物史观的再发明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贯穿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他不仅见证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的苦难，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角色。继承和发展自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不仅是他个人政治实践的内在逻辑，更是对新中国建立前后几十年历史的一种政治哲学的总结。毛泽东和马克思，尽管他们关于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概念的论述通常被视为单纯政治学的理论，或是具体政治工作中的工具性的语词，但是如果能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概念背后的哲学考量，甚至能够以此来理解其他并不以政治形式体现出来的事件，则更能够在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的范畴内体现毛泽东对其哲学的政治运用。 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实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且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国家观念的超越。那么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则是将马克思在理论层面已经实现了的超越进一步具体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将中国政治实践的具体条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并由此发展出来的针对如何建立和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哲学。从理论的内容构成上而言，存在三个主要维度，分别关涉了唯物史观的国家理论、实事求是的政治分析方法和以人为本的革命观。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背景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继承和自觉运用，其表现形式除了文本材料之外，更多的是由毛泽东和人民在特定时空所付诸的创造性的实践。 马克思从理论上实现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批判，毛泽东则通过革命与政治实践实现了对这种批判的再发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历史规律，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一种不以政治意识形态所转移的客观性。不论政体的具体性质是什么，生活于政体之中的个体首先都必须实现个体的物质生存和人的再生产。因此，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经济关系用残忍的力量，以某种方式决定一切高级关系”[2]，说明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就在于承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这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指出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4]。 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旧中国的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5]，这两个方面共同造成了国家的积贫积弱，以及折磨人民的内外剥削和连年战祸。因此，毛泽东首先在两个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创新。第一，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古典政治哲学将抽象的民主和自由定义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毛泽东唯物主义地将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政权最为根本的历史合法性。不能从物质上解放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也不是庸俗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基于人民的政权和以人民为主导力量的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第二，将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作为政体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居于普遍的世界交往中的“一国共产主义”是难以延续的，这个理论难题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是尤为突出的。然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新生革命政权，即使资本主义政权，也面临着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延续政权的难题。卢梭在《科西嘉制宪意见书》中甚至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称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努力积蓄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指望任何一个外国的援助，因为世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平白无故地援助他人的国家”[6]。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因而既是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历史规律的继承，又是以民族解放、革命的策略性等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与实践。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波折，如毛泽东自己评价1958年大炼钢铁“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7]。但是，一方面这些负面经验是从反面进一步证明了，脱离了唯物史观的盲目的政治行为的错误性；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仍然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科技成就，而这些成就无一不是坚决实践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科学性和策略性的结果，这些成就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