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7)01-0198-09 时间性之所以是美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极少数最为关键的奠基性问题之一，就是因为美学所研究的唯一的、最高的对象——审美活动自身——就其原发的呈现状态而言，是一个涌现性的、兴发着的内时间意识过程，且这一时间性过程始终奠基于或者始终—指向审美对象之上。而时间性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与西方美学史上得到专题性的、团队式的、大规模的集中探讨，则始自现象学，以至于成为现象学哲学传统中一以贯之的根本。本文对柏拉图美学思想中时间性问题的探讨就基于现象学精神，力求对其作出新解并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无时间性”的“相” 柏拉图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地位来自于他所创立的“相”论这一庞大而系统的哲学观，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拉图评价的那样：“‘善’与‘实在’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就是那种由于具有最低限度的变动与最大限度的静止的完美，从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国家，而它的统治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1]陈康也指出：“个别事物生灭不居，永在变动之历程中；事物之‘形’则不生不灭，超出变动历程之外。”[2]这正是“相”论中的时间性机缘所在。 就“相”论的具体内涵来看，可以划分为两大适用领域，其一是针对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及其状态而言，其二是针对身心二分而导致高扬灵魂孤存的哲学并最终通往宗教信仰。这两大领域堪称无时间性的人类文化之典范或理想。因为科学之内的纯粹逻辑规律、纯粹概念及其衍生的相应符号、语法系统都是纯粹客观的，同样，离开、离弃身体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心、灵魂尤其是作为世界时空之源的神都是绝对主观的，这两种文化价值或者文化形态都必定主张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绝对区分，时间化的或者时间性的具体感觉、知觉、事物、身体感受的变化、延续不仅对绝对的主观(宗教)与绝对的客观(科学)毫无裨益，而且会连累它们，导致对神灵信仰的怀疑论、否定论与对科学探讨中的心理主义、相对主义。因此，就科学活动与宗教活动而言，正是滋生无时间性之“相”的两大领域，这也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奠基石与展开话语叙述的根本逻辑。 就科学活动而言，亚里士多德曾对柏拉图“相”论之于科学何以可能及理想状态进行了极为精到的总结：“正是由于感性事物不断变化，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定义。他一方面把这些非感性的东西称为相，另一方面感性的东西全都处于它们之外，并靠它们来说明由于分有，众多和相同名的事物才得以存在。”[3]也就是说，感觉的不断流变或者一个人、一种文化只是倾向于或者钟情于感觉流变，那么，科学也就自然是不发达的，甚至会是无从产生的。而感觉的变化绝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变化，而是很明显与感官的欲望及其欲望的实现、人际之间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行为状况有着唯一的逻辑关系，因为感官欲望的对象越丰富且富于变化，感官所能得到的愉悦就越多；在人际交往之中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规范，也同样是不能进行固定评价的，因为处在变化中的任一情境中的道德选择与行为都是不同的；而且，更为明显的在于——审美活动不仅仅与感官欲望、感官愉悦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及体现，而且道德行为之中的愉悦体验也是属于审美活动的。所以，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段话里，不仅包含了柏拉图“相”之学说的大半秘密，而且，其与美学的关联也是呼之欲出的。这一切都会集中地体现在——感觉与知识之间的差异、个别与普遍性的差异、感性的与非感性的差异、变化与不变化的差异——也就是时间特性或者状态上。就此而言，柏拉图在科学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划时代的，胡塞尔对此进行了极为恰当的评价，他说：“他成了一切真正科学之父，这是由于，他不是轻率地对待诡辩学派反对自身有效的认识之可能性的和规约任何合理东西的科学之可能性的论证，而是通过对这些论证的深入研究而给以原则性批判；由于与此同时对这种认识的和这种科学的可能性进行了积极探究，而这种探究是(在对苏格拉底问答法的最深刻理解的指引下)按照对其一般本质规范之直观的本质澄清和自明的展示之精神进行的；最后是由于他全力以赴地根据这些原则性的洞察将真正的科学本身引上轨道。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柏拉图，这些纯粹的理念：真正的认识，真正的理论和科学，以及——包含着它们全部的——真正的哲学，才进入到人类的意识；同样，柏拉图也是将它们认作哲学上最重要的(因为是最根本的)研究课题并加以研究的第一人。”[4] 自宗教活动而言，柏拉图的思想则要丰富、复杂得多。他的中期作品《斐多篇》中的“相”论较为成熟，这篇对话曾被伽达默尔称作“全部希腊哲学中最令人惊叹、最富有意义的作品之一”[5]。而正是在这部对话中，柏拉图涉及到了与时间直接相关的一个终极且绝对的问题——死亡。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因为他有对神、对灵魂的坚定信仰。《申辩篇》《克里托篇》与《斐多篇》面对的都是终极的死亡问题，因而逼出终极的主观问题，这一主观问题体现为绝对的神灵、灵魂，也体现为美好的“未来”——彼岸世界，尤其是在《斐多篇》之中得到了极为细腻的描绘。 死，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绝对的终结，但是人类为了战胜死亡，会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选择的是一种“愚公移山”式的态度，由子子孙孙来继承、延续生命与事业。而在西方文化中，柏拉图依仗的是彼岸世界，而且这个彼岸世界是通过身体之外的灵魂来通达的。因而，在时间性维度上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划分或者二分与身心的划分或者二分甚至对立是一脉相承的，因而“身心二分”的本质也是时间性的——在身体生命在此岸世界终结之后，灵魂还能够进入彼岸世界得以永存，而且，在身体所存在的此岸世界之中，身体的诸感官是阻碍灵魂完满的消极因素，因为诸身体感官是以需求快乐、满足为己任的。柏拉图说： 哲学家并不关心他的身体，而是尽可能把注意力从他的身体引开，指向他的灵魂。[6] 在他看来，身体对哲学家的影响非常具体，在他的描述中，身体占据了哲学家的时间性，不仅让他没时间从事哲学，而且会不断地打搅、中断哲学事业的过程。 要通达灵魂，就必须远离身体，直至离开身体，柏拉图认为，这就是“净化”，而他自己之所以不再想利用机会逃命而是选择从容赴死，就是因为他是快乐的，这体现在——“任何抵达这一旅程终点的人就有很好的理由希望在那里达到目的，这个旅程现在就在我的面前展开，我们过去所作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以我命中注定要踏上的这个旅程将会有幸福的前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也一样，只要他的心灵已经准备好接受净化。”[7]柏拉图认为，在身体死亡之后，灵魂离开此岸世界以后确实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并且还会返回这个此岸世界，从死者中复活。在此，柏拉图其实是用“灵魂不灭”来论证“相”的永恒，也就是——既然“每一对相反的事物之间有两个产生的过程，一个过程是从首先到其次，另一个过程是从其次到首先”[8]，既然睡觉与醒着之间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对立而且相生的关系，那么，死就产生于生，生就产生于死，因而，灵魂是永恒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