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美学、文艺创作和理论以及社会文化开始现代转型。aesthetic的英译之一的“审美”概念(另外还有“美学”“审美学”等多种译法)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了中国话语场。百年来，审美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外延覆盖和内涵指涉，审美概念的历史沿革与中国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美学、社会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很有必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予以考察、研究。 一般认为，国内最早使用审美概念的是王国维。他在翻译《教育学》(1901)和《教育学教科书》《哲学概念》《哲学小词典》(1902)时使用了审美概念。审美概念还出现在《孔子之美育主义》《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红楼梦评论》(1904)等个人的著述中。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中，梁启超在《美术与生活》(1922)中也分别使用了审美概念。前者如“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对之，其价值自若”①；后者如“要而论之，审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②。审美以及相关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如，吕澄、陈望道等编著的美学教程，以及朱光潜、宗白华、梁实秋、鲁迅、瞿秋白等的译著或论著。此时，传入中国的主要是诸多学者对于域外不同内涵的审美及其衍生概念的相关中文译著。比如，王国维的之于康德、叔本华，蔡元培的之于康德、席勒，梁启超的之于康德，朱光潜的之于克罗齐、利普斯、布洛，瞿秋白、后期鲁迅的之于普列汉洛夫等马克思主义者，梁实秋的之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等等。 审美概念的背后是一套关于美学、文艺理论、社会文化的话语系统和话语方式，更进一步，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型、学术思维。20世纪初，中国美学、文论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对美和审美的一般性问题，对文学艺术的普遍性问题，作逻辑性、体系性的理性阐述和论证；对文艺作品的评论和言说，则是在建构出理论支点和框架的基础上进行解读和评判。即便以对艺术现象“带着情感感受的直观把握”③著称于世的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也在对“美”“美术”“形式”等作了具体、深入的理论交代后，再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所在。 20世纪初到30年代，审美及其相关概念的引进，根本上归因于这一时期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时代、社会文化。革新社会、改良文化以救亡图存、凤凰涅槃，正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主题和文化核心。当时学人们对于审美概念的引介、使用，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那就是秉持经天纬地、救世济民的立场，着眼于审美的价值功用的指认、诠释。 本阶段人们对审美的价值功用的理解和运用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从直接的现实社会功用、道德功用角度去考量，在无功利的意义上使用审美概念。如，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包括后期创造社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和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瞿秋白和鲁迅，主张文艺道德论的梁实秋，等等。他们主要在评判文学现象时使用审美及其相关概念(如，美感、美学、美等)，他们的审美概念往往等同于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相对的艺术、形式等。“功利”与“审美”在他们的观念里成了一组二元对立。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就是反对为功利而艺术(审美)；鲁迅早年也曾有过“普力汉诺夫之所究明，则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④的表述。对于文学艺术，他们大多推崇思想内容而轻视艺术形式。为此，梁实秋不惜排斥不具有道德功利性的“‘艺术学’或‘美学’(aesthetic)”，认为“美学的原理应该可以应用到文学里面。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因为“从‘美学’的出发点来看文学，也同样的容易忽略了文学的道德性”⑤。 二是更具主流性的在功利的意义上使用审美概念，即主张通过陶冶精神、怡性悦情从而更新人心、纯洁人格，间接、潜在地作用于现实社会。如是审美概念的内涵，即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目的”性。梁启超的“无所为而为”、王国维的“无用之用”、鲁迅的“不用之用”、蔡元培的“似无用，非无用”等经典命题的提出，一方面把审美活动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精神心灵活动，其直接、明确的价值功用主要在于予人以超利害的精神享受、情志愉悦、身心快适，也就是“忘一己之利害”的“纯粹之快乐”⑥；另一方面，又将审美纳入了革新社会、改良文化这一功利性时代主题之中，认为审美不仅给人以愉悦、快感，更能“陶养感情”“进德善身”(蔡元培)，纯洁人格以“达到完美之域”(王国维)，从而“可以治国平天下”(蔡元培)。 其实，此时中国学者也在学术意义的层面上运用审美概念。如，王国维等在引进审美概念时，引进了支撑这一概念的学术体系和理论背景。通过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中的“审美之境界”“审美之情”“审美之趣味”和《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的“审美上之冥想”，《红楼梦评论》中“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等，可以看出王国维的审美概念含纳了审美心理、情趣、经验等学理性内容。另外，在对文学艺术进行美学考察时，王国维的审美概念还密切关联着“形式”“理念”“悲剧”等。蔡元培、梁启超在使用审美或与之相近的概念如美、美学、美术、美育时，也学理化地研究、分析了审美活动“怡性悦情”“陶养感情”“审辨美丑”的依据、因由，并将其化约进审美等概念中。如，梁启超对于审美活动的“移人”功能以及“移人之力”的四种方式“熏”“浸”“刺”“提”的分析，就包含着审美心理学和接受美学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