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527;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1-0065-12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1.009 1980年代的“美学热”[1]和“文化热”不仅构成了“以审美反思意识形态、以人性反思历史”[2]的文化脉络，更是促成了以感性表达和生活性特质为内核的现代主义文艺作品的出现，肯定了主体的感性经验的合法性存在价值，形成了从审美经验到生活美学的逻辑框架。现代中国美学的奠基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曾发表一系列论文，肯定了感性思维为人的自然本性[3]，并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冲破了政治藩篱。感性的思考方式不仅仅具有人道主义和美的普遍性价值，更是成为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中的关键性元素。感性问题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充分肯定感性在审美中的关键作用。关于感性思维的探讨已经成为1980年代“美学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试图回归美学感性的价值取向。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就曾经认为美是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4]，康德也认为作为鉴赏判断的美是无功利的感性愉悦[5]，黑格尔将美界定为理念的感性显现[6]。可见，美学问题一开始就与感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对抗世俗生存和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因素。1980年代初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掘，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从主体实践的角度对感性的再发掘。对于主体的审美感知而言，感性不仅仅构成了体验美和生发美的关键途径，更成为反观主体性存在的对象化路径。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吸取了康德先验的“知、情、意”三分法，将凝聚在主体实践活动之中的文化和符号体系通过积淀的方式再现了不同的心理状况，而理性的积淀正是感性的彰显，并且表现为自由和快乐的感觉，审美的体验由此产生。李泽厚在其后期理论中又通过感性提出了“情感本体”[7]，以对抗无所不在的工具束缚和理性规约，这也进一步完善了实践性主体论的内涵。高尔泰通过“美是自由的象征”[8]的论述，更是大大扩展了感性的力量，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爱、温暖、信仰、感情等都纳入感性的范围，并认为其最终促使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同样，我国著名美学家刘纲纪也认为，“美是自由的感性表现”[9]，感性和理性共同构筑了主体的发展与实践能力的提升，而人的感性活动也经历了“由善到美”的过程。由此，感性成为了美学理论中探讨的关键话语，从人道主义和人性作为“美学热”的生成契机，到主体性实践美学作为“美学热”的主导内涵，都一方面肯定了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存在价值，一方面也印证了感性话语对审美和自由的关键作用。理论上的促进引发了文学活动和审美实践的变革，一时间，从诗歌到小说，从绘画到音乐，都体现出主体化、感性化，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意识流、意象、变形等审美特质，从而成为1980年代初期我国文艺领域的一道亮色。 就社会文化思潮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潮流，高度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重心和千篇一律的社会审美面貌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生活的逐步敞开、个性追求的向往与感性世界的全面展开。这些不仅仅给予普通民众以感性舒展的空间，更带来了多元化、自由化的文化风格。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甜蜜蜜》，从《红灯记》到《少林寺》，简直有恍如隔世之感，题材、思想、内容、风格、形式、人物塑造、价值理念等都与之前完全不同，封建保守的传统观念突然间被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所冲击，人们也在从刚开始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转为“满面桃花迎客来”。新感性带给人们的个性舒展、情感交流和美好生活，使人们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生活憧憬的热望。迪斯科、披肩发、太阳镜、行为艺术、朦胧诗、星星画展、颠覆、暴露、戏仿等，构成了新的文化与审美的表征。长期受到政治“禁欲主义”影响和高度规训的人们解放出来了，鲜活的生命冲动、自由的情感体验、时尚的色彩追求和多元化的审美诉求，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而“美学热”的兴起又给予人们的感性诉求以理论上存在的合法化空间。社会思潮的影响给予现代派文学以扎实的土壤，感性成为生命释放的主要形式。就目前的大众审美文化研究而言，学界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具体的文化表征、西方文化工业理论与哲学层面的理论辩证研究等方面，相对忽略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异质性、生成性等因素，表现出对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研究的淡漠。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众文化的产生源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浪潮，并且在“美学热”的推动下不断延展。文学领域世俗的转向、通俗文化的生成、感性话语的释放、主体欲望和个体自由的彰显，这些不仅构成了1980年代大众文化的基本特质，更影响和制约了当代审美文化的面貌；而由此引申的生活美学则成为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形态，在学科互涉、话语播撒的文化景观中释放理论活力。本文拟通过对1980年代大众文化与生活美学的谱系学考察，反思和审视当下审美文化的历史走向，以期有助于建构全新的文学和美学场域，发掘大众文化与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横向交融关系，进而把握中国大众文化的异质性特征，增强理论介入和阐释现实的力度。 一、大众文化：感性话语的释放与审美伦理的彰显 1.感性话语促使大众文化的兴起 进入19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和通俗审美文化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并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大众审美文化以其通俗性、自由性、开放性、感官化的特质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其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学热”所倡导的人性、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实践话语给予了感性和主体以合法性存在的理论基础，现代派文学、诗歌和艺术对身体和感性的发掘也进一步启发了文化的世俗性。当褪去“先锋”的光环之后，感性的身体话语便以“黄金脐带”的方式更加密切了与大众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1980年代言情、武侠小说、流行音乐和电视剧盛行的内在原因。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收录机、电视机等悄然进入千家万户，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也使得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逐步侵入人们的精神领域，市民阶层也在此种语境中逐步兴起。人们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感性自身和“主体小我”，摒弃宏大的集体价值取向和历史话语，进而实现对“自我”的追寻。与知识分子精英化的知识启蒙不同，普通大众选择的则是感性化与通俗化的审美文化，并以此来试图对抗“文革”时期的崇高理念和价值取向。正是在此背景中，大众文化产品也从海外和港台引入中国，并逐渐本土化。从邓丽君的情歌《甜蜜蜜》到《上海滩》《霍元甲》等电视剧，从琼瑶、三毛的言情小说到金庸、古龙的武侠世界，都纷纷以迅猛之势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摇滚乐和商业电影的勃兴则给予了大众文化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神奇虚幻的武侠世界，爱恨情仇的通俗故事，以及彰显自由的个体化英雄，都构成了对政治化、公式化和集体化审美样态的反叛，并且以更加通俗、更富人性的手法彰显了感性和自由的力量，也因此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青睐。可以说，大众审美文化、通俗文学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学等一同构成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潮流。其实，大众文化当时依然处于政治/世俗、集体/个体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之中。大众文化作为娱乐性和消遣性的通俗商业文化，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文化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文化，其虽然具有彰显平民意识的个性解放精神，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俯就市场的媚俗取向。而在1980年代前中期，大众文化以其感性化和身体化同样具有对抗集体规约和宏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世俗性的价值取向也有利于拆解乌托邦神话之后的价值重建。所以，当大众文化以政治规约的对立面出现之时，其本身也就具有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美学意味。言情小说中俗套的爱情桥段和腻歪的叙事场景成为政治规训之后的人性彰显，武侠小说的天马行空和英雄救世也符合个体不断膨胀的话语权展示，甚至摇滚乐的标新立异和原始欲望也被看成是对“文革”的愤懑和政治规训的解构，这也恰恰是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