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曾提出，研究思想史应避免以“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它”，否则“不是割离，便是添加”。①但实际上，即使是当时当地所使用的名词，其含义也会随时空而变迁。傅斯年后来又提出“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对关键字词“探流变”，“以演化论之观点梳理”。②若将傅前后两说综合考虑，似可提示我们，如不分辨词义之流变，即使使用当时已有之名词来谈当时之思想，仍有可能“割离”或“添加”。 “新文化运动”③一词便是如此。除少数研究者之外，多视其为众所周知、不言而喻，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仍多以“求其是”的视角探讨，鲜少考索流变。④实际上，自其流行之初，时人对“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言人人殊。在随后，其含义更是与各时期的现实与叙述密切互动，讨论“新文化运动”常常“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现实”。⑤而现实的情状又在有意无意中改写着这一概念，使其像光一样，“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而异其色彩”。⑥正因此，以“演化论之观点”探寻该词含义的流变，将“用于建构历史对象的范畴”本身当成“历史分析的对象”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的“割离”或“添加”。 本文力图回到“新文化运动”主流论述形成之前，讨论五四后数年间各方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表述及争论，展示时人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混流并进”逐渐脉络清晰，进而形成两种主要叙述，试图揭示后世相关叙述中那“建构”的一面及其“建构”过程，借以加深对含混复杂、倏忽不定的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一、走向“运动”的“文化”：“文化运动”的出现 现在一般人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或1917年胡适提出“文学改良”⑧，但周策纵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半年内才开始流行。⑨事实上，在1920年时，郭绍虞曾直接将五四学生运动看成新文化运动的起点。⑩周作人也曾说，五四事件的发生“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并以五四为界，之前的一段是“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才是“新文化运动”。(11)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正是各方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不同认知，提示此概念意涵的丰富与多歧。 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即“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确与五四“引起了的热情”有关。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词一样，“文化运动”一词传自日本的可能性较大。(12)中国国内最初使用“文化运动”者，似有意与偏重街头行动的“学生运动”相对。五四运动发生一个月后，罗家伦、傅斯年与主张持续罢课的其他学生领袖不和，遂申明自己将弃“学生运动”而从事“文化运动”，表示“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将“尽力文化运动，不知有他”。(13) 不过，“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运动”，正体现五四后好“动”的时代氛围。正如罗家伦所总结的，“‘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14)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有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新出版品从五四前的寥寥数种，“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15)刘延陵便说，当时“中国忽然来了‘文化运动’的一个名词，我们也不晓得是那[哪]一个人开始造的，但这本是群众心理的一种现象，不足深怪”。(16)所谓“群众心理”，即指当时“动”的氛围，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五四“引起了的热情”。郑伯奇更指出，当时各地的“文化运动”是与“爱国运动”“一时迸发”的。(17)例如，有报道观察到，长沙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方才渐渐增多，意识到“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问题，万不容缓。(18)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运动”一词开始被使用和流行。 并且，时人常寄希望于此种“动”的倾向之中。张东荪呼吁学生“直接行动”，他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个人直接的运动，是个人良心上发现的决心，是最新革新运动的型式”，“五四、六五两运动，是亘古以来破天荒的新运动”，只不过当时的“新思想”仍不够普及，要实现“新思想”与“新运动”的结合，仍需要以“文化运动”“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础”。(19)罗家伦同样认为“中国的存亡正系在这一‘动’”，他之所以要“积极做我们的文化运动”，正是为了维持这一“动”，使之成为“永久的活动”。(20)李大钊更明确地强调“文化运动”是“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21) 在张、罗、李三人或许随意的表达中，“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正是五四之前的“思想”(文化)与五四之后的“运动”之结合——将街头的“学生运动”调整到了“文化”领域，又为“文化”增加了“运动”的形式。顾颉刚便认为，五四的意义就在于将反抗强权的运动与文化建设联系了起来，方才“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22)“文化运动”这一词语顺应了“群众心理”，同时也塑造了五四之后的新风气。毛泽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宣言(23)，《少年中国》月刊“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24)，均是典型的“说”与“干”、“文化”(“科学”)与“运动”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