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个已有无数研究的大题目，但迄今仍不乏进一步的讨论空间供研究者腾挪深入。近十余年来对于此课题研究的推进，在笔者看来大致有两种趋向值得注意： 一种是“重审政争史”的趋向。在此趋向下，这一时期的政潮、学潮、民潮和思潮是“如何运动起来的”成为此研究趋向的中心问题。王奇生、冯筱才、邓野等学者都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做了非常出色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充分证明了在这场运动背后存在诸多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控制和操弄力量，这些力量间的缠斗、博弈与争夺虽然隐晦在幕后却异常激烈，远远超过以往史学界研究的简单认知。① 另一种是“将思想史与生活史”联结考察的趋向。此趋向关心的是五四大风带来的新思想究竟是如何进入地方社会的，它如何改变了当地读书人乃至一般人的观念和认同，进而新思想怎样与他们的生活世界互动等重要问题。② 无疑，这两种研究趋向均提示着五四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可能性，这体现在：五四自有来源于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各家所诠释的独特意义，但这些“意义”大多并非是从五四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各种政治、文化力量为论证自身的合道性而层层叠加上去的。虽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意义”命名为历史神话，毕竟它们都或多或少揭示并解释了五四的历史过程，但对照上文提及的两种研究倾向，其至少有两大局限：一个是过于强调和关注五四的“独特”，而忽略了五四其实既在晚清的各种延长线上，又是日后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命无法绕过的“既存状态”，因此必须在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历史过程中考察五四，当然这种长程考察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前后连接和彼此附会。另一个是五四的“独特”衍生出五四新人物与新思想的“独尊”和“放大”。“独尊”和“放大”使得五四的思想系谱与人物脸谱往往显得简单而干瘪。尽管十余年来有许多出色的研究使其丰富立体了许多，但仍嫌不足。这特别体现在清末民初那些半新半旧、似新实旧、不新不旧的人物和其思想仍较少得到关注，正如夏济安所说：“光与暗一类的对比恐怕永远也道不全那个时代的真意，因为光暗之间还有无数深浅的灰。好比暮色里藏匿着鬼影、私语、异象与幻影，稍不注意，它们便消逝在等待黎明的焦躁中。”③ 因此如何处理这批人物和其思想与五四的关联互动就成了一个以往讨论较少，但又饶有趣味的论题。其中一类就是被称之为“老新党”的那批读书人。这里先要对“老新党”这个概念做一简单梳理。 “老新党”的提法源自“新党”，“新党”一词又与“康党”密切相关。1895年后清廷变法，康有为的弟子与康的支持者被反对人士归类于“康党”。康有为等则将“康党”一词视之为反对派强加于他们的“恶谥”。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一系自归其类为“新党”，转而在其主办的报刊中试图强摁一切与之意见不合者入“旧党”之列，以期占领“以新凌旧”的制高点。1903年左右广东、浙江等地“革命党”大起。他们除联合会党在帝国边陲频频发动“起义”外，还纷纷往东京、入上海、赴南洋做“志士”乃至“烈士”，为争夺话语权与实际利益，屡与康有为一系大起冲突。“革命党”为显示其更“新”，遂亦自命为“新党”，而径自改称康有为一系为“保皇党”或“老新党”。④此为清末的大致情形。 进入民国后新文化大潮涌动，胡适、钱玄同诸公一边在文章中压抑清末新学，以凸显自身做的是前无古人之工作，一边又屡屡称曾朴、王照等人为“老新党”，以展示他们的趋新源来有自。因此常惹起这类被强行归入“老新党”诸公的愤愤之感，常期盼有一群“新新党”出现来反制胡适等人。⑤至1920年代末，“新新青年”果然将胡适、鲁迅等也归入“老新党”，甚至是“三代以上之人”⑥，足见“老新党”为一变动不定之称呼，颇能映射近代中国新旧随时更易之形势。但撇开名称，究其实际，则自清末开始一直到1930年代，“老新党”确为一股对国家和地方都有大影响的重要势力。比如张謇、张元济、黄炎培等就是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老新党，在地方上则活跃着更多名不见经传的老新党。他们基本都“食科举制度之赐”⑦，但功名实不甚高，一般限于秀才、举人，偶有进士。这些人基本未能有黄炎培一样的运势从地方攀上省界精英和全国精英的门槛，但在地方上他们还是颇有号召力的。这批人的相似经历是都在清末的时势推动下走上了趋新之途，一般很爱读《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刊，热烈地崇拜过梁启超等清末名士，在地方上亦曾借新政显过身手，如举办新学、参与宪政、筹备地方自治等，同时又有一定的旧学根底。谢觉哉就曾为湖南宁乡老新党的特点做归纳，说他们“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⑧。 这是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提示我们：在五四那个大时代中，除了“最主要和最高”的那个思想层次，也有地方读书人的那个思想层次。五四大风如何在地方四处蔓延?在蔓延的过程中地方上与五四大风竞争或竞合的力量有哪些?如何展现?这些问题均需重新来梳理和解释。本文就主要以地方老新党为切入点，以地方读书人与五四大风间的交缠关系为中心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初步讨论。 一、五四大风何以蔓延 对于五四大风蔓延的原因，从历史因果来分析，其风势起于清末以降人心、思潮和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化⑨；大风中心位于学生云集的北京和报馆、出版机构林立的上海；其鼓荡来自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巨型知识精英。但一场大风若要有持续的扩张态势和膨胀能力，则不能缺少来自四方的众声呼应。这些呼应的主体首先是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青年，对此前贤有相当多的精彩论述，在此不赘。⑩不过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虽然非常重要，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国肇建后，可能与新文化主流势力相竞争的几种集团性力量的持续衰落，且这些力量之衰落未必起始于同新文化竞争，而是有着从民国建元开始自身的发展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