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1.012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7)01-0087-10 美国军方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记载和评论是了解美国官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的重要史料和依据。由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编撰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U.S.Army in World War Ⅱ)堪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及著述的一部标志性巨作。这套战史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了美国陆军的原始记录，综合了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文件、记录、备忘录、日记、战报和通信，以及美军战场指挥官的日记和个人记录，内容极为丰富。许多卷成书于二战结束后不久，书中的当事人对战时的经历仍记忆犹新，口述史料的可信度比较高。书稿正式出版前又经过了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十几名编辑的检校、核实，并由包括战时欧洲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等在内的数十名美军高级将领审读。这套书被一些外国读者认为比较尊重史实。法国的莱斯蒂安(Lestien)将军认为它们是一次真正的“对良心的审查”，英国的富勒(J.F.C.Fuller)将军认为这是一部清晰的、无偏见的作品。《纽约时报》则称该书各卷“皆军事客观描写的范例”[1]。 这套书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是堪称中缅印战史“扛鼎之作”的《中缅印战区》系列三部曲：《史迪威出使中国》(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以下简称《出使中国》)、《史迪威的指挥困境》(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以下简称《指挥困境》)及《中缅印战区的最后岁月》(Time Runs Out in CBI，以下简称《最后岁月》)。这三卷是研究美军对战时中国战场认知和观感最有价值的军史著作。三部书的作者，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的查尔斯·罗曼努斯(Charles F.Romanus)和赖利·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服役期间于1945年夏参与了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印缅历史处和中国战区历史处的工作。罗曼努斯到中国重庆的盟军司令部，桑德兰则前往印度新德里的盟军司令部，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为写作此书，俩人作了数月的先期研究，又查阅了美国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部长、陆军部作战部、陆军部秘密文电中心的档案。在书稿写作过程中，先后有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的22名将校级美军军官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并得到包括马歇尔和魏德迈在内的几十位美军将校级军官的帮助。与其他非常重要的中缅印战区官方战史研究成果(如英国官方战史《对日战争》、美国陆军历史中心的《对日战争》等)相比，上述三部美国陆军军史在中缅印战史著作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虽然作者强调这几部书讲的只是美国陆军的观点，旨在帮助人们了解1941-1946年美国在亚洲所做的努力以及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并非二战亚洲战场的全部历史，但鉴于二战中美军在亚洲大陆投入的主要是陆军，因此，美国陆军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军二战期间在亚洲大陆的历史。迄今为止，这三卷书尚未译成中文。本文将就这三卷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做一介绍，并作相关分析和评论。 一、美国早期对华援助及对中国战略地位的看法 《出使中国》是三部曲中历史价值最大的一部。该书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即开始写作，1952年定稿，1953年出版，1956年再版，1970年再次印刷，详述了美国援华的起源和早期活动，着重记载了史迪威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及中国方面对史迪威的看法。 (一)美国早期对华援助 1.美国对华援助的起源 根据《出使中国》的记载，自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就曾同美国商人威廉·D.泡利(William D.Pawley)和退休军官布鲁斯·雷顿(Bruce Leighton)讨论在中国使用美国空中力量的可能性。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欧洲国家自顾不暇，不能向中国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中国政府遂向美国寻求帮助。美国虽同情中国，但出于对当时美日关系的考虑，在对华援助上相当谨慎。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所属通用贸易公司提供了两笔共计4500万美元的贷款，但规定“其用途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2]7。1940年6月，中国外长宋子文访美，请求美国提供武器和更多贷款。《出使中国》认为，此时美国决策者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也考虑到将来参战后要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地理位置，但又不想刺激咄咄逼人的日本和在欧洲势如破竹的德国，还得考虑美国自身及英国的需求以及援华物资运输上的困难，故援华事宜很难推动。日军1940年秋侵占印度支那北部并于9月23日与法国维希政府达成协议，及4日后日、德、意三国签署轴心协定，促使美国采取了行动。为了给情绪低落的中国政府打气，美国向中国提供了第三笔(2500万美元)贷款，但仍规定这笔贷款不能用于购买武器。10月，日军切断云南至印度支那的铁路，滇缅公路成为连接中国同外部的唯一通道，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10月18日，蒋介石面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说：“日军的封锁削弱了中国经济，打击了国民的士气，中共正在利用这种局势。”他“对中共的担忧更甚于对日本人的担心”，“在日军夺取新加坡或切断滇缅公路之前，中国必须得到经济援助以及由大量美国志愿人员驾驶的美国飞机，否则就有可能崩溃”。蒋介石还说，有了美国飞机援助，他就可“将日本海军摧毁于基地之中”，从而使太平洋问题得以“根本性解决”。詹森遂“敦促国务院采取实质行动，来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美国国务院10月23日的答复措辞谨慎，向蒋介石重申，“新加坡和滇缅公路目前看来还是安全的，中美利益是并行不悖的，尽管美国的传统政策是避免结盟”，但“将继续研究事态发展，看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能够为中国做些什么”。在收到美国国务院的上述答复后，中国政府就开始对德国人在中日之间进行的调停置之不理了[2]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