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宇野重昭1987年时曾在书中写到“对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来说，客观地将日中战争作为研究主题加以论述是极其困难的”。①为此，宇野试图将中国民众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视为“本质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此作为日中两国研究者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宇野认为，这一基础之所以可能形成，乃因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皆是在西欧的冲击下，在被迫进行快速近代化的过程中，以领导人动员大众的形式展开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此意义上说两者具有相同性质。 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日语(包括日译)发表的关于日中战争(1937-1945)的研究成果(主要为图书)为考察中心，旨在阐明研究者们的各种研究倾向。这些研究者大多为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日本人，其对日中战争研究的态度大体持以下两种立场。一是认同宇野的观点，以克服日中战争研究之困难为立场；另一有力的立场是重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其结果正如今井就稔所述，“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对主导一方的研究属日本史的范畴，而对反抗一方的研究则属中国史的区域”②，彼此间仿佛存在默认的分工，可以说这一倾向在日本根深蒂固。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性研究交流与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新视角强势导入日中战争研究领域，于是一些并不拘泥于“侵略与反抗”或“主导与从属”等二分论的研究成果进入人们视野。同时，伴随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有研究开始探讨日本有必要同中国一样接纳“对华侵略战争”的视角。③以下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将从13个方面概述日本的日中战争史研究。 一、范式的转换 家近亮子曾在其著作序言中写到“关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说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仍为定论。但笔者对此颇为怀疑，故而转向对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研究”。④家近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日中战争。和她一样，很多研究者不满足于此前主宰中国史研究的片面的共产党中心的历史观，转为客观评价中华民国时期的统治系统，以及军事、政治、社会的近代化、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国史研究发生了由“革命范式”向“国家建设范式”的转换，这或源于学界对现代中国这个不断成长大国的民主化和国家建设走向的共同关心。 首先要列举的两本论文集，一为石岛纪之与久保亨合编⑤，另一本由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⑥由于两者所收论文的执笔者有所重叠，故以下并而论之，将日中战争相关论文的主题(而非论文题目)及作者整理如下：军党关系(刘维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概览(齐藤道彦)、国民政府军的结构与作战(笠原十九司)、国民参政会的历史作用(周勇)、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改革(味冈彻)、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井上久士)、四川省西部地方领导人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关系(今井骏)、矿业政策与经济发展(久保亨)、贸易统制(郑会欣)、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与总动员体制(姬田光义)、航空政策(萩原充)、四川省农村的征用实态与社会变容(笹川裕史)、甘肃省的农村建设运动(山本真)、言论统制与宣传政策(中村元哉)、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教科书政策(高田幸男)、昆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水羽信男)、华侨政策(菊池一隆)、YWCA(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的活动与女性动员(石川照子)、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工作(土田哲夫)、史迪威事件与蒋介石的应对(加藤公一)、田中奏折及日中关系(服部龙二)。此外，土田在后一论文集中还就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及地域基础做了论述。 以上执笔者大都继续深化各自研究主题，并引领了当前的日中战争研究。 二、总体战体制与蒋介石 在前述石岛、久保合编论文集的卷首总论中，石岛指出国民政府在未做好充分动员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对日作战，虽然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总体战，而急于构筑总动员体制，但面临多方掣肘。⑦如当时存在国民政府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政权、来自共产党政权的抵抗、军队孱弱、经济贫弱，以及维持传统秩序的农村等多方面难题，成为日本相关研究者在分析中国抗战能力和总动员体制时共有的问题意识。譬如，姬田光义与山田辰雄便指出各种地方政权(regional regimes)独特的统治系统对国民政府的动员与抗战方式产生了复杂的影响。⑧ 石岛还指出中国的总动员体制，是由“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动员及经济社会统制，与民众“自下而上”的诉求共同构筑而成。这与日本在构筑总体战体制时部分放宽民主主义以征集民意的路径具有方向性的差异。⑨这一特征，在久保亨对日中两国总动员体制的比较中也有论及。⑩ 就国民政府总体战体制的构筑及运用而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远比其制度及决策构造所起作用更大。因此，学界着重关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和动员准备问题，出现了今井骏和家近亮子等人的著作。前者重新评估了对日“持久战论者”蒋介石的战略思想(11)，后者则从构筑抗战体制的观点出发，揭示出蒋介石将“持久战”作为其对日政策的框架，在日中战争前便已致力于国防建设。(12)基于以上研究，笠原十九司进一步分析蒋介石的战争指挥及国民政府军的战略、以上海及南京战事为事例的作战指挥及动员实态。(13) 国民政府是如何准备对日作战，又是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军事行动的?目前利用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黄自进通过对蒋介石语言与行动的分析，描绘出其师事日本学习近代化，又不得不因之入侵而视之为敌的两难心境。(14)家近亮子言及蒋介石对日本爱恨交织的情感状态，指出其希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认为届时最需警惕的是苏联。(15)山田辰雄、松重充浩则重视蒋介石的日本留学经历与其人格形成的关系等与日本相关的因素，从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人的蒋介石的政治军事思想、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等视角，对其做多角度论述。(16) 姬田光义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学界已普遍认为蒋介石政权实为军事政权，因此对蒋介石政权性质的深入分析反而更加困难，或可从与其他独裁政权的国际性比较中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