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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困局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对这个困局是如何形成的则见仁见智。孙中山、袁世凯以及众多政治领袖的博弈，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根本上说，民初困局之形成主要导源于制度设计，是民初制度一变再变的必然结果。
儿戏，分掌陆海军部；载泽贪狠，管领度支，意在钳制汉人。归纳如此罪责，汤化龙宣称：清廷“强持专制，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②清廷在改革关键时刻，暴露出其自私本性，原本并不势若水火的满汉冲突被迅速激活，因而武昌起义带有明显的民族革命性质。 推翻清政府，重建汉人国家，是武昌起义前十几年革命党人的宣传。清廷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兑现承诺，重建一个宪政国家，民族主义，特别是复仇式的民族主义革命应能避免，只是清帝国命数已尽，溥仪、载沣、隆裕皇后的胆识、智慧，实在无力驾驭中国这艘大船；溥伦、载涛、载泽的能力、品性，也不足以与汉人同心合力，权力分享。 最初发动武昌起义的主导者无疑以推翻清廷为诉求，但是他们的声望、资历，都不足以出面担纲。经过一个晚上的战斗，武昌全城光复，党人集齐谘议局商组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拟电请上海黄兴、宋教仁等从速来鄂，并请转电孙中山，早日回国，主持大计。这几份电文，均假黎元洪的名义发出。 黄兴自是年春天黄花岗起义失败，极度失望。想不到几个月后，皇族内阁出台，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发布，各省相继起而抗争，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风云激发，人心益愤”，这让黄兴格外亢奋，“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复燃”，起而致信“同盟会中部总部”诸同志，密谋在清政府统治稍微薄弱的长江中游起事，进而将长江流域连贯一起，以期给清廷以巨大打击。③ 宋教仁此时正在上海参与《民立报》笔政，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动态，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他也迅即意识到在长江中下游发动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与谭人凤、陈其美等组建同盟会中部总部，相机行动。 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武昌起义的消息还没有传来的时候，在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就决定委派居正、谭人凤秘密潜往武汉打探消息。据居正《辛亥札记》，他们二人至九江，“则见武汉下水轮避难者山积。九江岸上，兵士皆荷戟梭巡，形势严重。据避难者口述，始知武昌已被我军占领”。④于是他们星夜兼程，13日一大早渡江至武昌，与黎元洪等军政府领导人以及革命党会面，交换意见。各方的普遍看法是，湖北的形势不错，独立的目的已达，但是，“满清尚未倒，各省尚未响应，我们革命不能算成功”。商量的结果，湖北方面敦促居正、谭人凤迅速前往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快些来鄂。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大众闻黄兴、宋教仁之名，极为仰慕，又听说促各省响应，更为欢悦”。⑤ 黄兴、宋教仁，均属于“湖广地区”的人才。湖北方面“仰慕”黄兴的军事才能，稍后，黄兴的到来也确实对湖北的军事行动多有帮助。至于宋教仁，更是广为人知的宪政专家，湖北军政府方面对其“仰慕”，显然期待他在这些方面出谋划策。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田桐、李书城及日本人北一辉自上海至武昌，慑于黄兴过往威名，前线将士军心大振，士气高涨。据黄中垲《辛壬闻见录》，宋教仁素抱大志，留学国外，娴于外国语文，通晓各国政治，抵达武昌后，入驻军政府“招贤馆”，曾当面对黄中垲说： 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宪国家，当宪法未成之先，虽有政府，不过临时应急设施。而临时政府不可无法令以资遵守，此种法令，法美先进国家皆曾经过，大抵名之曰临时约法。今革命军初兴，诸事草创，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战事为务，无暇注意及此。一旦临时政府成立，仓卒莫就，必感困难。余不敏，日来闲居无事，草成约法草案若干条，拟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识者数人，枉过寓所共相讨论。⑥ 这就是著名的《鄂州约法》生成始末。 《鄂州约法》主要得益于宋教仁的贡献，也是湖北军政府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汤化龙的贡献。 汤化龙原为湖北谘议局议长，是国会请愿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他对摄政王载沣接班后的政治逆转非常不满，以为清廷应该按照1906、1908年的政治承诺，让中国尽快走上宪政轨道。摄政王倒行逆施让汤化龙等立宪党人非常失望，当武昌起义发生后，汤化龙毫不犹豫地与君主立宪挥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