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7)01-0183-12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实践，又是群体性高度乐观、极度亢奋的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各类丰富的历史叙事揭示了它的双重面貌：一方面，“大跃进”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领导人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错误选择，对生态环境及人民生活状况造成了恶劣影响；另一方面，从动员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又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民众积极性在短时间内被迅速调动，全民参与运动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跃进”提供了一个有关动员的经验库，众多研究者从实践层面，对“大跃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进程、采用的具体动员方式、动员特点等进行了细致的爬梳。 学界关于“大跃进”动员经验的探讨，多聚焦于宣传教育、组织建设、情感调动、利益驱使、典型示范等动员策略，①而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5年前后已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组织网络，将个人纳入到不同形式的单位集体之中，这成为“大跃进”成功动员的前提。已有学者注意到“大跃进”动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而“这种态度是以充满浮夸和鼓励的高度修辞性的语言来表述的”。②郭于华认为，“大跃进”在常规动员策略之外，还采用了一种仪式化运作。在“大跃进”期间出现的“杀狗运动”“打麻雀运动”“打水窑运动”“密植运动”等，均是自上而下推行、以运动形式出现的生产运动，仪式过程及其象征意义超过了对实用性的考虑。③此类叙事透露了“仪式”可作为联结政治运作与民众日常生活逻辑的有效桥梁。从“仪式化”的角度观察“大跃进”动员，可以更好地理解“大跃进”之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发生这17年历史的另一层意义，即成为通过一系列运动逐步实现革命日常化、社会政治化④的重要环节。遗憾的是，此类叙事虽明确提出“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运作的重要意义，但没有对其进行更清晰的界定，也没有进一步探究其发生的微观机制。 “仪式”如何于“动员”发生效力?大卫·科泽曾对政治学范畴的“仪式”做了界定：它是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⑤冯筱才将20世纪中国政治语境下的“仪式化”定义为：在某种权威力量驱使下反复性的集体参与行为。⑥重复性的象征行为仍是“仪式”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群众动员主要表现为调动民众精神和行动的积极性投入一项新近活动，并迅速达成一致行动。⑦而象征所具有的意义多样性特征拓展了被动员民众对新活动的理解空间，即便未能对一项新近活动取得共识，民众仍能开展一致行动；⑧“重复性”特点则为一致行动提供了行为坐标。 “大跃进”期间的灭雀运动很好地诠释了仪式化对于动员的重要意义。麻雀因为吃粮食于1955年底被列入“四害”，此时动员范围及程度还较为有限，及至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迅速发展成为一项全民行动，全国城乡的男女老幼均参与其中。灭雀行动既具象征意义——人定胜天，⑨又达成了全民统一行动，成为一场仪式。灭雀运动如何在几年间从一场“有限”动员的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民众之日常，“大跃进”期间的灭雀动员究竟有何特点?无疑，仪式化运作可作为理解动员何以“成功”的重要突破口。 本文将以梳理灭雀运动的动员过程为中心，尤其聚焦于它在“大跃进”期间的转型，试图解答作为动员方式的仪式化运作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如何进行，有何特点，可以达成怎样的效果，又有哪些局限性，与其他动员策略有何异同。为了避免泛泛而谈，且使叙述更加集中，笔者将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灭雀运动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基于地方档案、口述访谈、报刊等多种类型的材料进行实证研究。 一 “保护粮食”：作为“有限目标”的灭雀 1955年11月，毛泽东南下考察农村情况，其间提出了有关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内容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⑩不同于其他三害危害人类健康，麻雀被列入四害主要是因其吃粮食，危害农业生产。此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已在中央高层达成共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明确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但凡会影响粮食供应支援工业化建设的现象，都成为关乎国家命运的敏感问题。在此背景下，麻雀被列入应被灭除的“四害”。 决定了麻雀命运的“农业十七条”在1955年底下发各地讨论，于1955年12月21日下达上海。12月27日，上海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陈丕显将“农业十七条”列为讨论重点，在会上提出：“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你们要研究下，市人代会上有人提出，别的地方的麻雀飞来怎么办?麻雀能否打掉，有害，还是有益?乌鸦能不能?是不是这样：二年消灭苍蝇、老鼠；5年消灭蚊子；7年消灭麻雀，是否这样比较妥当?”(11)此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市郊几个乡及合作社以上海市委提出的23条农村规划为基础，讨论出1956年到1962年的全面规划。紧接着，在中央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中，“除四害”被列为第27条。“灭雀”自此被正式列为中央政策，该纲要草案于1956年1月25日下发各地方，成为之后数月上海地区宣传工作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