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日期:2016-03-23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7)01-0084-06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加大人才选拔的力度,在高考招生过程中给予体育特长生以一定的优惠政策。虽然,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体育加分在鼓励青少年锻炼身体素质和发挥体育潜力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促进了应试教育背景下对于学生素质的多元评价,然而,由于近些年来体育加分伴随着诸多权力寻租、资格造假问题,不仅遮蔽了体育公正、公开、挑战自我的精神品质,甚至也妨碍了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实现。因此,2014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大幅降低了体育特长生在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优势。高考体育加分出现于1982年,而自2015年受到中央政策的抑制,这33年的政策变迁过程实际上是体育精神、教育理念和社会价值共同推动的结果。基于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历史性考察,尤其是政策为何终结的考察,对探究当下学校体育发展的政策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话语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通过文献资料法对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30多年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反思这一政策的开启、运行和终结过程,尤其是导致终结环节出现的社会成因。 1.1 研究对象 基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变迁过程,本研究依据政府意向和大众舆论对体育加分变迁过程及其相伴的社会问题进行回溯,进而提出未来学校体育政策建构的合理路径。 1.2 文献资料法 在理论框架上,本研究借鉴了美国政治学家维维恩·施密特关于话语制度主义在Web of Science上的2篇高被引文章,以及10余本公共行政的相关书籍。在引证材料上,本研究的官方文件主要为1977-2015年期间教育部颁布的高考招生规定,以及201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等5部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3份高考加分政策“瘦身”的标志性文件;本研究的舆论材料为2003-2015年间《中国青年报》上高考加分的相关报道72条,(在读秀搜索引擎上以“加分”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与高考加分直接相关的报道,再进行2次筛选得出以体育加分为主的报道)由于此报关于高考加分的报道汇集了政府、专家和民众不同主体的意见,虽然电子版仅有2003年之后的版本,却涵盖了这一问题争论最为突出的10余年的观点。在专业的理论观点上,本研究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以“高考加分”为主题检索到1979-2015年间共有434篇相关文章,参考了其中11篇的观点;以“体育”和“高考”为主题检索到1270篇,参考了其中8篇的观点。 2 话语制度主义 2.1 制度变迁的话语转向 1984年,通过继承传统政治学制度研究和批判“行为主义革命”,马奇和奥尔森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1]。1996年,豪尔和泰勒抽离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3种主要的分析途径[2]。2006年,施密特总结了强调利益逻辑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结构和制度实践的历史制度主义与注重文化规范的社会制度主义的特点,认为它们都强调制度的连续性而静态地解释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他将话语制度主义作为以上3个流派的补充而提出,试图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观念对于变迁的促动[3]。 2.2 话语制度主义的特点 结合前人的经验,并总结近期研究的特点,施密特概括了话语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特点:1)它承认行动者个体与集体行动成败息息相关。“基于背景性观念来解释制度创设及维系的内在过程时,还要明确认识到感知性能动者遵循交往逻辑变革或维系制度的‘前景性话语能力’”,也就是说,要能够通过人们的言谈行为确认集体行动的可行性,突出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2)它将公共领域中的讨论作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关注谁在何时何地对谁谈论了什么,为观念变迁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动力机制”,通过熟悉人们观念产生的语境而论证变迁的合法性。3)它认为人们能够为了制度变迁而舍弃私利。“能动者在论辩中会说服某些人改变利益追求”,在承认人们具有为信念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制度的进步。4)它重视“民主协商”对于制度改善的重要性。尤其,它驳斥了权力决定制度变迁中行动者间的地位差异,而是认为“行动者在缺少权势地位之际也能从观念中汲取力量”,政治领导权的核心还源于“行动者的意图”[4]。 因此,话语制度主义通过行动者、语境、协商和观念等关键要素,建构了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模式。其后,施密特通过对于欧盟危机的话语制度考察,以不同群体间话语的可协调性来分析制度的维序,以话语的冲突性来揭示制度变革的可能[5]。在教育政策的变迁中,政策文本和媒介话语的结合,为分析观念对于政策的动力机制和变迁节点的构成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在以话语制度主义来考察高考体育加分政策时,每一阶段的考察都需要认清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受益者、历史条件、异质观念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协商途径。 3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的变迁 自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加分在高考录取工作中首先是作为推动国民身体素质达标的鼓励性政策工具而出现的,而后则是作为特殊人才的福利而长久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体育经历了作为考察身体素质的标准到为国争光的奖励和个人特有素质发展的奖励的价值变化。就分值的变化来看,经历了不断增多到逐步稳定,并最终退出加分项目的过程。在此,以加分政策的受益者和分值变化来考察高考体育加分政策变迁的不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