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美学问题

      一、修辞学起源与亚里士多德写作《修辞学》的动机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The Art of Rhetoric)是西方最早的系统阐释修辞原理的著作，它奠定了西方修辞学传统，同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美学问题与观点。《修辞学》一书大概是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园讲学时完成的。①《修辞学》一书在中国已有多个译本②，但学术界对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美学思想和理论观点缺乏应有的关注。亚里士多德写作《修辞学》的动机，在于反驳柏拉图否定修辞术是艺术的说法。他不赞成柏拉图将“辩证术”与“修辞术”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③，即修辞学是一门与论辩术相对应的艺术，它“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④。另外，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写作也包含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修辞观点的批评。所以，要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必须对古希腊的修辞学特别是柏拉图的修辞学观点有所了解。

      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说：“一提到修辞学，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是现代所说关于语法和用词的修辞理论，其实古希腊人所说的(rhetorike)原来指的是关于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它包括如何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发表演说和进行论辩的才能，和‘口才’、‘辩才’比较接近。”⑤加拿大学者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这样解释发源于古希腊的“Rhetoric”一词的含义：“Rhetoric一词一般译成‘修辞学’。‘修辞’原是中文里固有的词，但它的意思与rhetoric涵义不尽相同。Rhetoric的字根rhe，意思是‘使用语言’，亦即‘说话’或‘讲话’；rhetor则是‘使用语言的人’。但rhe所指的‘使用语言’与一般的说话有别，它意味着包括声调、表情、动作在内的‘全方位’的说话，与在公众场合中发表‘演说’意思相近。”⑥从以上的解释可以看出，“修辞学”在古希腊人那里基本上是一门说话的艺术，“修辞学这门学科在它的发源地——叙拉古——原本是为了确定公开演说的所有用途而提出来的”⑦，它主要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演说”、“演讲”的艺术差不多。“修辞学”只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后，重心才逐渐发生转移，“其范围从演说约缩成为对讲词风格与辞格的研究”⑧。

      修辞学最早起源于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其中最著名的修辞学家是高尔吉亚，他留下了两篇重要的修辞学论文《为帕拉墨得辩护》和《海伦颂》。高尔吉亚的理论遗产在于它首先将“修辞”定义为“说服”的艺术，同时也看到了“修辞”控制人类情感和行为的力量。普罗泰戈拉、普罗狄科、塞拉西马河、狄摩西亚也是希腊重要的修辞学家，他们无一例外都将“修辞”看成是一种“巧妙言说”的艺术。柏拉图的修辞学理论主要见于他的对话《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篇》和《斐德罗篇》。柏拉图不满智者学派的修辞学家如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普罗狄科等人将修辞看成是一门征服观众的艺术，认为修辞术与真理是对立的。他说：“人们若想成为高明的修辞术家，丝毫用不着管什么真理、正义或善行，也用不着管什么正义或善行是由于人的天性还是由于他的教育……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怎样把话说得动听。”⑨在柏拉图的眼中，修辞术只是一种诡辩的艺术，“若是一个人按照修辞术来争辩是非，他可以把同一件事对同一批人时而说的像是，时而说的像非，他爱怎样说就怎样说”⑩，所以他主张用“辨证术”来取代“修辞术”，因为“辨证术”关心的是“真理”，是事物的真相，而修辞术只知道诡辩的技巧而不知道真理和事物的真相。亚里士多德写《修辞学》的动机是反对柏拉图对修辞学的否定。他认为“修辞术是有用的”，与论辩术一样，也可以通向真理。比如，当事人面对法庭不公正的判决，可以通过选择有效的修辞术来为自己辩护，以维护真理和正义。(11)亚里士多德并不像柏拉图那样，将知识看成是一种理论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知识，而是认为知识可以分为理论的、实用的、制造的，修辞学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一种非确定性和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与人类的善，与人类的实践行为密切相关。所以他不赞成柏拉图对修辞学的否定，而是对修辞学作为一门说服方式和论辩的艺术予以充分的肯定。

      谈到这一点时，我们须明白的是，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定修辞学。他真正要否定的是把修辞学降低为论辩技巧的学问。伽达默尔说：“柏拉图探究了由他同时代的修辞学教师提出的一切肤浅主张，发现只有哲学家、辨证学者才能实现的一种修辞学的真正基础。”(12)在《高尔吉亚》和《斐多》等篇目中，柏拉图将修辞学看成是如烹饪术一样令人愉快的艺术，指责修辞学属于谎言和虚伪的世界，与真正的知识相对立。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在《斐德罗篇》中“致力于赋予修辞学一种更深刻的意义并使之也得到一种哲学证明的任务”(13)，认为修辞学的智慧也可以通向哲学的真理。柏拉图的这种修辞观，深刻地影响到亚里士多德。伽达默尔说：“《斐德罗篇》的观点同样也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与其说是一种关于讲话艺术的技艺学，毋宁说是一种由讲话所规定的人类生活的哲学。”(14)将修辞学与哲学联系起来，也是古希腊修辞学的传统。保罗·利科说：“修辞学既是哲学的最古老的敌人，又是最古老的盟友。之所以说它是最古老的敌人，是因为‘巧妙言说’的艺术始终可能不再顾及‘真实言说’……但哲学绝不打算摧毁修辞学……有一种可能性仍然是开放的：给有权力的言语的合法使用划定界限，划一道界线把言语的使用和滥用分开，通过哲学方式在修辞学的有效性的领域与哲学所支配的领域之间建立联系。”(15)他还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构成了从哲学出发将修辞学制度化的最辉煌的尝试”(16)。这种哲学与修辞学的联姻对后世西方修辞学，特别是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理论与实践影响深远，而隐含其中的美学诗学问题，如修辞学与诗学、隐喻与真理、隐喻阐释等的理论价值，也因为这一联系而彰显出来。

      二、“可能性”为基础的修辞观与艺术真理问题的反思

      《修辞学》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论述修辞学的对象、修辞论证的题材与特点。这一卷开篇便指明修辞术与论辩术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两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17)，并明确把修辞学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8)。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诗定位为“模仿”(imitation)的艺术，聚焦的是模仿功能而不是修辞功能，而《修辞学》则相反，聚焦的是修辞功能，是“说服”(persuasion)的方式。要实现“修辞”的目的，就必须以“可能性”(probability)而不是以事实为出发点。《修辞学》第二十四章谈到科剌克斯的《修饰术课本》使用的一个著名的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两个人，一个身体瘦弱，一个身体强壮。两个人因事打架，骚扰社会安宁，被拘到法庭论罪。法官要追究谁先实施暴力，是事情的始发者。身体瘦弱者先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弱小，肯定打不过他，不可能先实施暴力攻击。而身体强壮者则说，正是因为一般人不会相信他敢先出手，所以他才先对我实施了暴力攻击。(19)在这里，人们判断身体虚弱者和身体强壮者是否使用暴力，都以事情的“可能性”或“可信性”为论辩的出发点，而非以事实为根据。亚里士多德并不排除事实在修辞术的说服论辩中的作用，但是从他强调的修辞术所用的基本推论方法，即“恩梯墨玛”(enthymema)的或然式推论方法来看，显然是以可信与可能性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与论辩术都可以表现真理，只是表现方式不同。修辞术用连续讲述方式来表现，论辩术采用问答的方式来表现。修辞术作为论辩术的分支，它也讲逻辑，但与一般的逻辑科学不一样，它所关心的不是命题的推演和真伪的判断，而是以命题的可信性和可能性为前提。(20)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指责当时的修辞学家滥用修辞术，认为“他们只注意题外的东西。敌视、怜悯、忿怒以及诸如此类的情感的激发与事情本身无关，其目的在于影响陪审员的心理”(21)，而忽视了修辞的说服论证力量和对真理的认识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