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艺理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引进与移植

作 者:
邹华 

作者简介:
邹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新时期文论启动之初即形成“情感隔绝生活”的偏差,由此确定了选择和解读西方现代美学的特殊角度。在误判现实主义和默认物质本体论的背景下,新时期文论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片面的解读,以凌空超绝的生存本体盲目排斥认识论的“主客二分”,模糊了以本体论人学重构为基础的现代美学的理论图景;在对康德美学的接受上,新时期文论隔断了贯穿其中的从认识到道德、从优美到崇高、从知性纯粹美到理性依存美的内在逻辑,以纯审美的单一维度错解了情感与形式两大范畴的关系,强行拉直了中国现代美学历史发展的复杂线索,在狭隘封闭的心理平面上营构一种空灵飘逸的境界;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新时期文论忽视了卢卡奇晚年对其早期著作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并将生存本体变异为“物欲本体”,从纯功利出发解读英国文化理论,遮蔽了威廉斯“感觉结构”理论对于整个文化研究的美学意义。新时期文论以纯审美与纯功利的两极摆动导致古典主义的全面复归。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7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11-0128-12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以下亦简称新时期文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译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工作,西方美学最新的论著和观点,差不多可以同时得到中国文论的关注和反响。不仅是译介的开放性和同步性,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和吸纳借鉴,新时期文论摆脱了启动之初贫乏单调的理论形态,从康德美学到西方当代美学的各种理论观点,已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了新时期文论的现代化过程,这对于开拓当代文论的理论视野和建构当代美学的理论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引进移植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除了盲目跟进这个始终存在的明显缺陷之外,更大的问题是接受角度的偏差,也就是说,无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接受过程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新时期文论自身的理解和需求,切入了自身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必须从繁荣的译介表象深入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在这里,新时期文论启动之际对中国美学整个理论状态和发展走向的判断具有关键的意义。由于未能从中国现代美学历史的复杂性认识问题,这个判断出现重大失误,在起点上就确定了此后选择和解读西方现代美学的特殊角度,而由此产生的弊端和误差,反过来也深刻影响了新时期文论本身的发展;其中与海德格尔哲学相关的本体论人学重构问题,与康德美学相关的审美特性问题,以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化理论问题,都具有影响全局的重大意义。

      一、海德格尔哲学与“主客二分”

      以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对现实主义及其反映论基础进行质疑和批判,将导致当代文艺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弊端归结为中国文论的认识论框架,这是新时期文论启动阶段出现的一种具有代表性和导向性的理论现象;此后,随着海德格尔哲学译介的逐渐展开,新时期文论将视点转向“生存本体”或生存美学,同时又将上述质疑批判推及对西方整个认识论哲学的更为宏观的理论问题的探讨,迄今为止,将认识论及“主客二分”视为美学思维陈旧落后的时尚观点,差不多成为一种压倒性的结论。这条演进线索表明,新时期文论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接受是在一种既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启动之初形成的反认识论的特殊视点介入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解读,因此,要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新时期文论这个自有的背景和视点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参照。

      高度的概念化和公式化以及生活真实的严重缺失,这是“文革”艺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革”结束时,对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批判同时伴随着对生活真实的强调和恢复,这在逻辑上本来是应当自行生成的对应关系,但是这种对应并未发生,实际出现的却是一种因厌恶和排斥生活而回缩至内心感受的背离倾向;这种逆反的状态实际上表明,生活本身就是导致概念化、公式化的根源,它跟艺术处在对立的状态。然而,在呼唤情感体验的同时却将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隔绝在美学理论的思考之外,这是一种多么奇特荒诞的情景和逻辑,难道一点也没有想过,多少年来,中国文艺除了粉饰、虚假和扭曲,它又展示过多少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难道一点也没有想过,中国文论为了将真实的现实人生纳入艺术曾经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并且毫无所获;难道一点也没有想过,当真实的现实人生隐匿远去的时候,中国艺术到何处才能找到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无病呻吟的情感体验;难道一点也没有想过,为了走出“文革”的浓重阴影,中国美学和文论的重建应当首先将现实人生提升到最为重要和凸显的地位,从而在生动展现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为情感的表现以及形式的创构提供强大坚实的支撑?但事实上,这种困惑和疑问并没有出现,或者即便出现也处在边缘;而情感对生活的优胜和超越,情感与生活的分离和隔绝,被视为拯救中国艺术的唯一道路,这就是导致新时期文论此后数十年全局失误的起点偏差。

      对现实主义的误认是导致这种偏差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从美学历史的宏观角度看,现实主义主要不是指某一文艺流派或某种创作方法,而是对审美意识从古代转入现代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和美学原则,这种理论和原则对文艺有认知性和感性化这两个基本要求;前一个要求使古典主义居高临下的政治说教转为普通人的人生解悟,后一个要求则使这种解悟溶解在真切的感觉经验上,亦即体现在对生活原生态的如实展现上。这两个要求是压抑和排斥感觉经验的古代模仿论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截至“文革”结束,中国文艺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数十年所独尊的现实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实质不过是套用现实主义认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的古典主义;在这种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道德说教或政治意图,感觉经验(情感体验溶解其中)被严厉拒斥①,因而尽管社会生活和理性认知作为关键词也出现在这种理论中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感觉经验的缺失已经截断了艺术通向生活的道路,而主观意志的强力又迫使艺术编造那些与其功利要求相符的生活图景,社会生活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这就是新时期文论启动之时身处其中的困局:一方面是极力强调走向生活的现实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以抽象概念编造的僵化的艺术形象,这两个方面的径直拼接在理论上就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现实主义导致艺术的概念化,强调生活导致艺术衰败。然而,作为一种试图在拨乱反正中揭示真相的理论思维,新时期文论难道能够接受这种简单拼接的结论,甘愿将其判断力降至如此浮泛的表面?

      必须考虑发生这种简单拼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触及新时期文论的本体论基础问题。如上所述,无论套用现实主义认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的理论表面上多么周密严整,但对真实的感觉经验的严厉拒斥和严密防范就不仅表明其整个体系不过是一种与现代美学无关的理论假象,而且表明这个假象所依托的基础只能是将历史规律宿命化的物质本体论。感觉经验从近代以来得到普遍的关注和尊重是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感觉经验与人的现实存在和“感性的人的活动”②相关,既属于主体建构的认识论又导向人学重构的本体论,或者说,认识论的感觉经验是以本体论的“感性活动”亦即以“历史本体”为基础的。新时期文论发端之初并没有创建这个基础,在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它所面对的只能是湮没人性的物质本体:一方面,这个自行运动的冷硬无人的物质本体与凸显其上的主观意志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说,物质本体作为一种空洞混沌的虚无世界,反而为主观意志的选择和功利动机的调整提供了本体论的便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与人无涉的外部世界,它的基本性质限定了理解社会生活的角度,社会生活只能或必须以物化僵硬的样态呈现出来,成为可以随意拆卸组装的机械构件。要言之,出现在新时期文论面前的理论假象就是建筑在这种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个基础长期以来一直发挥着定向的作用并弥散在整个理论思维之中,因而新时期文论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就只能限定在凝固板结的物质性的范围之内,没有也不可能发现这个理论假象在感觉经验上的重大缺陷,以及与感觉经验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的重大缺失。由此可见,新时期文论对现实主义的有效识别首先是一个本体论的指向问题,一个对物质本体论的批判问题。但是这个批判不仅没有发生,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进行这样的批判,更谈不到必须通过历史本体的人学重构取代物质本体;进一步说,新时期文论对现实主义和认识论的误判,对再现性的现实主义和模仿性的古典主义的历史差异的混淆,反过来表明它原本就没有脱离物质本体论的立场,至少是默认了的这种立场。新时期文论启动之时所形成的隔绝情感与现实的偏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看到了概念化、公式化的严重弊端,感受到了这种理论对人性和情感的沉重压力,但是它由此而生发的对现实主义和认识论的批判却完全是无的放矢的。新时期文论由此决绝地转向了“独尊情感”,试图建立不同于“独尊现实”的“情感本体”。这样一来,这种排斥现实人生的情感本体与那个依旧存在并始终发挥作用的物质本体就暗中相通了,实质上起到了维持既定格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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