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6)05-001-08 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美学思想遗产，但是，美学(德文·sthetik、英文Aesthetics)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还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由西方、主要是德国传播和移植进来的，当然，是经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筛选和改造的。中国现代美学形成初期，主要是受到德国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巨大影响。整个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展开和发展，同样与德国古典美学传播和借鉴密不可分。限于篇幅，本文重点梳理、介绍一下德国古典美学在中国如何传播和发生影响的。主要分两个阶段来介绍：一是20世纪前半期，即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现代美学的创建时期；二是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当代美学的大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20世纪前半期德国古典美学的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情况：中国现代美学的创建者或者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他们都直接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影响。 先说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年，他就译介了叔本华这位直接受到康德哲学影响的意志论哲学家的哲学、美学和教育著述，并应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思想来审视研读中国文学作品，撰写了《红楼梦评论》。几乎与此同时，王国维发表了研读康德哲学、美学的《汗德之哲学说》(1904)[1]；在康德关于美的超功利性、天才论等思想的启示下，他撰写了美学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2](1907)，其中不仅可以明显看到他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关于“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的自觉运用，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而且从形式角度阐发了“优美”与“宏壮”(即“崇高”)异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其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称古雅为“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优美及宏壮中不可缺少之原质”。另外，过去人们较少提及的是，在此期间，王国维还发表了三篇专门评述另外两位德国古典美学家歌德和席勒的文章：《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1904)[3]、《格代之家庭》(1904)[4]和《教育家希尔列尔》(1906)[5]；发表于1904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6]就是借鉴了席勒的美育观点来解释孔子的思想；1906年发表的《文学小言》[7]中，王国维也谈到了席勒的游戏说。这说明德国古典美学对王国维的影响，不仅来自康德，还有歌德和席勒。在此基础上，王国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包括费希特、谢林、特别是康德，[8]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于1907年写出了《人间词话》这部堪称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个开山纲领和奠基之作，对“境界”(“意境”)的理论内涵，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辩证阐述，创建起一个以“境界”为核心范畴的、独特而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意蕴的拓展和深化。 次说蔡元培。他与王国维同样都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正如复旦的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所指出：“中国有美学，实以蔡元培先生提倡为最早。”[9]蔡元培的现代美学理念是1907年赴德留学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中受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最深。他回国后，在1916年发表的《欧洲美术丛述》(仅成《康德美学述》一卷)[10]是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美学思想的论文，同年发表的《美学观念》[11]中，比照康德《判断力批判》关于美的分析的四契机，化用传统儒学思想，对康德论审美快感的四个特征(即无功利性、没有概念的普遍性、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不凭概念的必然性)作了创造性的中国化阐述，即“超脱”、“普遍”、“有则”、“必然”；在1921年发表的《美学的进化》[12]中，他概述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文中还提及了席勒的美育理论。康德哲学依据西方传统将人的心理分为智(认知)、情(情感)、意(意志)三部分的观念，分别以认识论、美学、伦理学三门学科与这三部分相对应，将审美(鉴赏判断)作为沟通智与意的桥梁，其中，尤以意志即实践理性(道德意志)为根本或者主导。蔡元培从其深厚的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根底出发，对于康德哲学高扬实践理性(道德意志)极为赞赏，竭力加以吸收融化。对智、情、意三者的关系，他有时认为“三者平列”[13]，有时则以“意”为本，分而为“智”和“情”。[14]这两种看法，表面上不同，实质与康德一样，都是把道德置于审美之上，看作是审美的最终目的。换言之，审美的根本目的是道德教化。这是形成他美育思想的基点。所以蔡元培强调说：“涵养德性，莫若提倡美育。”[15]由此可见，他提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与康德美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 再说梁启超。梁启超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分5期(25、26、28、46、48号)发表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是我国第一篇全面评介康德及其哲学思想的论文。该文虽然主要依靠编译相关的日文文献，但梁启超毕竟是下了功夫的，对康德哲学应该是有基本了解的，他把康德誉为“近世第一大哲”显示出他那个时代少有的世界性学术眼光。他提出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与康德美学的“趣味判断”(即鉴赏判断，Taste Judgement)思想是否有关联，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个人以为，应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显然，王、蔡、梁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美学的三大家”都不同程度受到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应当是不争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