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新革命史”的理意与方法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在《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的基础上,本文对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作出进一步阐释。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几乎无异,只是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其方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已包罗殆尽,而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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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3;K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6)-11-0098-11

       拙作《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后,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很多学者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史学月刊》《重庆社会科学》《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国农史》《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学术报刊上撰文,对此文给予了积极评价和殷切鼓励。“新革命史”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已被不少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学者所运用,这给笔者增添了许多信心。不过,仍有一些同行对此不甚了了,多次问笔者几个同样的问题,如什么是“新革命史”、传统革命史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开展“新革命史”研究等。有的学者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黄正林认为,“新革命史”需要突破的不仅仅是“政策—效果”模式,而是应对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史观、方法、视野、资料以及书写方式等进行全方位的反思①。把增强也指出,“新革命史”研究理念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如除从乡村社会史的层面反映中共革命的艰难与复杂之外,有没有其他释读中共革命史的视角?如何构建多元化的研究路径方能更好更全面地解读中共革命史的全部内容?②以上建议都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学术理念、方法从酝酿、产生到成熟,都有一个艰难而反复的蜕变过程,“新革命史”也当作如是观。笔者不拟过多重复已发表过的言论,只想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对“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做进一步申述。

       首先,需要界定两个概念,什么是中国革命史?什么是“新革命史”?

       在20世纪人类社会的演进之河中,革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风景”之一。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帝反封建、独立解放、自由民主和现代化而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等,都可称之为中国革命史。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属于革命史的范畴,或可称为中国革命的后半场。③革命影响乃至决定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大势,反思革命、研究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论题。笔者侧重研究的是中共革命史,近年所提倡的“新革命史”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指的是中共革命史,但更多是战争年代的革命史。它既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近代中国系列革命中带有结局性的革命,并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总之是中共一切历史的基础。

       如果说要给“新革命史”做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大概可以这样表述:“新革命史”是回归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④。传统革命史观最大的问题,就是凸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和革命史本身,而忽略了其他面相,“新革命史”就是试图改进这种史观的一种视角和方法⑤。笔者以为,若想维护和建立中共革命史的合法性,仅仅靠喊口号、靠增加外力的影响是很难达到的,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获得使人信服的权威性力量,这是今天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头等重要的任务。笔者坚决反对没有任何研究基础的极端“妖魔化”言论,但也不要将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所揭示出来的“问题”简单理解为影响了党的形象,而是应该视之为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难题往往是传统社会留给革命的,而非革命本身产生的。中共正是发现和解决了这些难题,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并真正彰显了革命之光辉。也不要将“新革命史”误解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不能说革命史本身有什么问题,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只是视角和方法发生了变化⑥。如果用一个比喻,“山还是那座山,风景依旧”,但美丽的风景需要发现,我们要有发现风景和欣赏风景的眼睛。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在学术史的谱系中,反思不是苛责前人,而是避免事后重陷已有之误;变化不是造反,不是“革命”,不是终结,而是改良,是扬弃,是超越。迈出传统革命史学之门,目标仍是回到原本魅力无穷的革命史之家⑦。针对传统革命史存在的具体问题,“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即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这一看法,较之《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则有明显的拓宽和深化。

       一、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

       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笔者曾概括的“政策—效果”模式,也可以说是“两头”模式,还可以称之为“三部曲”思维,即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最终是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的提高。本来,这种宏大构架、宏大叙事的方法是无可指责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无不追求对宏大问题的解释。但如果将中共革命史笼罩在这样一个模式之下,一场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革命就变得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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