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贺诚卫生工作思想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施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贺诚是人民卫生事业的一位奠基者和开拓者。1931年他担任首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中央苏区时期,他从思想、组织、教育、科普和物质建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全面建设红军卫生工作的思想;长征时期,他作为红军卫生系统最高负责人,从卫生保障工作的根本原则、主要内容、工作要求、具体手段和施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指导,丰富了红军卫生工作思想内涵。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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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诚(1901-1992),四川省射洪县人。1925年在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曾在周恩来和陈赓领导下,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军委总军医处处长(后改为总卫生部部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卫生局局长等职。长征中他作为红军总卫生部部长,先后参加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千方百计为官兵提供医疗卫勤服务,对卫生保障工作做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红军卫生工作是指导和维护人们身体健康,直接救治红军官兵生命的重要工作,贺诚在红军征战中注重总结经验,探讨卫生工作特点规律,形成了一套思想理论,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作一研究。

       一、开拓中央苏区卫生工作新局面,初步形成红军卫生工作思想体系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根据形势变化,依照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通过决议:“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①从此,一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具体目标的运动拉开了序幕。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加快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燎原之势,最终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此前毛泽东等曾多次向中央写信,反映“伤病医药万难”②,要求中央多派医务人员。当时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卫生工作刚有起色,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历史选择了贺诚,作为一位奠基者和领导者开创新局面。3年多的时间里,贺诚在实践中摸索,逐步构建和形成了一整套红军卫生工作建设的思想体系。

       (一)思想政治上贯彻党的“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方针,牢牢把握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

       红军卫生工作从红军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当时卫生人员中思想比较混乱,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的不讲政治;有的向往旧军队中的“三金五皮”“四菜一汤”;还有的对待伤员态度不好等。“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将卫生工作列为一项,指出“医院存在无组织状态”“对伤病员注意不充分”等问题,③贺诚对思想建设高度重视。1931年9月,他担任红军总医院政委,中央“在《对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的指示》中指出:一切为了伤病员。”④贺诚全面贯彻,对医院工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整顿,涉及思想、作风、制度。一年后,他从医院回到总卫生部工作,认真执行“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方针,在《红色卫生》刊物上好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我们是红色医生,对伤病人员的恢复要负绝对责任。从史料看,当时卫生保障工作思想方针突出体现在贺诚提出的两句口号上:“一切为了增强部队战斗力”“一切为了指战员的健康”。前者,指明了红军卫生工作的功能和方向,体现红色医生的政治自觉;后者明确了卫生工作的目标指向,规定了医疗工作的标准和要求,从而将红军卫生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在党对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上。

       (二)组织体系上建立健全红军卫生机构系统,发挥体制机制的效能作用

       贺诚到达中央苏区后,从卫生工作编制体制着手,力求改革与创新。他深入调查研究,创新机构模式,建章立制,使卫生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通过调研他发现,红军战士的主要来源:一是工农暴动,一是旧军队武装起义。前者几乎没有什么卫生组织和人员;后者大多保持原有的形式,一般师一级有军医处,团有卫生队,但到营、连就缺乏卫生组织。1932年12月间,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总卫生部报请中革军委“由每一战斗连队选送一个”⑤有文化的战士到总卫生部进行训练,然后回到连队担任卫生员。以后逐步形成了由总卫生部—军团(师)卫生部—团卫生队—连卫生员的垂直领导系统和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伤员救治保障模式,创设了机关医政局、保健局、政治部,红军卫生学校,红军药材厂等全面的卫生医疗体系,“特别是在连队设卫生员,更是我军的创造”⑥,发挥了体制机制创新效率。贺诚还主张对卫生工作依法规范管理,1933年,他为中央工农兵政府卫生管理局亲自起草了《卫生管理条例》,规范卫生保障工作。据当时《红星报》,红军有第一至第十后方医院,每院下设5-6个所,每所收容约300名伤员。下表为1934年9月15日由朱德、周恩来、项英和贺诚4人签署的“中革军委关于公布红军卫生机关编制表的命令”之一。由此表可见,长征前夕红军卫生体制编制成熟,结构严谨,配置科学,要求统一,这在后续征战中发挥了极大的潜能作用。

      

       (三)人才培养上创办红军军医学校,锻造“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疗队伍

       在封闭的环境里,医务人才极度匮乏;随着苏区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医务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战争需要。贺诚调研后决定独立自主地开办红军军医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行家里手。1932年1-2月间,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雩都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贺诚主持了仪式,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表贺词,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参加典礼。学校学制最初为8个月,办得有声有色:学习内容“少而精”,除解剖、药物、内外科、拉丁语外,还有革命理论和爬山、演习等军政科目,并参加劳动;自编教材讲义,着重战伤急救和四肢伤的处理,临床实习结合战地医院;条件简陋,要求严格,没有铅笔用毛竹削尖蘸颜料水写,晚自习一盏油灯多人使用。首期计划招生200多人,后来只录取了正式学员19名,宽进严出,第二期毕业为20人。⑦到长征前夕共招了8期学员,后6期均约50人,还开办了调剂班、卫生长班、看护班、保健班、研究生班(师以上卫生行政干部),培养了200多名医生,400多名药剂师、卫生员、看护等,⑧基本按编制补充到位,满足了急需,增强了红军征战中的卫生保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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