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12-0136-13 五四学生运动后，梁漱溟因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这一“事件”早为人所关注，已有不少诠释，却也仍存待发之覆。① 讨论近代中国思想，为论述方便，不能不对时人有所区分。但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多歧互渗的特性，表现得最为充分。五四前后的中国，东西文化的关联、互动与竞争，在多层面、多方位进行。很多时候，在“东西”的符号象征之下，隐伏的仍是中国思想界的新旧对立。东西文化与新旧思想缠结在一起，相当错综复杂，很多史事还有待梳理。各种关于民初派别分野的既存认知，恐怕都还需要斟酌。 在我们的研究中，梁漱溟著作引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新文化人②和“东方文化派”的论争。从简单的逻辑看，如果新文化人的对立一面是所谓“东方文化派”，那他们自己一边就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派”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谓“东方文化派”，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厘清的范畴。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其实很靠近新文化人。③这一始于当时的“误会”，最能展现民初新旧东西的缠结。 自近代读书人以新旧置换中西开始，新旧与中西便不弃不离，形影相随。新旧总是隐喻着中西，而中西也常被转换为新旧。在整体上新压倒旧的同时，新旧本身又始终是相对而非绝对的——静态时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动态中新化为旧，旧化为新。中西的情形稍不同，以西的步步进逼和中的一再退让为大趋势。清末提倡西学为用还要以中学为体作挡箭牌，入民国后尊西更盛，不仅要西化，还要全盘西化。西学更加名正言顺，而早已不能为体的中学，只能借助西来的民族主义，变身为名不正也言不顺的“国学”，挣扎求存。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西文化的优劣和弃取，成为民初的关键话题，时人的见解也多元纷呈，需要研究者开放视野。我们过去的研究，常被所谓“问题意识”束缚，不免画地为牢。例如，被视为更早已开始的东西文化之争，《学衡》杂志引发的新旧之争(隐伏着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学术竞争)，以及稍后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等等，大致都发生在几年间，可以说在同一时段，本是互相交集的事情。但我们多少因局限在所论“问题”的范围里，而对一些交叉的人物和现象，或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如果能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对那时思想界的分与合，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那时即使特别讲究“科学”和“系统”的学人，也多少具有随意立论的倾向。语境稍变，立言辄异；有时语境未变而立言者预设的读者听众不同，所云亦大不同。故其言论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并不稀见，而不少立言者似乎不甚顾及或计较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他们虽基于相近的概念界定，其论述的动机和想要阐明的意思，却有较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仅要看他们说了什么，也要看他们想要说什么。 在这次梁漱溟引起的争论中，有一点是过去注意不够的，即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很多不在新文化人和所谓“东方文化派”两方之中，而其观念和态度，也很难拿新旧、东西(中西)这样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概括。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与年轻人往往更激进的既存认知不同，一些年轻人在争论中似乎显得比年纪大的人更保守。实际提倡“全盘西化”的梁漱溟，却被迫成为新文化一方的“敌人”，这现象就很能提示当时思想界的混杂与错位。 一、“一伙子”却成了“敌人” 在梁漱溟的书里，明确表出了西化就是世界化且为世界各国发展必经之路的观念。因此，在他设计的文化发展三段论中，第一段就是中国必须西化，而且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核心的全盘西化。对梁漱溟而言，这不仅是面向未来的设想，也是当下的现实。中国那时已“处处采用西方化”，不仅“政治改革已经全是西化”，就是“吾人的日常生活”，也“几乎完全充满了西方化”。⑤换言之，中国已实际走上全盘西化之路。他提出这样的主张，不过是表出一个发展中的既成事实而已。 尽管梁漱溟主张下一阶段西方要改从中国化，但细读其书就可知道，中国文化翻身的下一步，其实还很遥远。要待人类“征服了自然，战胜了威权，器物也日新，制度也日新，改造又改造，日新又日新，改造到这社会大改造一步，理想的世界出现”，即生产和分配都有了恰如其分的安排，大家“生存不成问题”，西化这条路才“走到了尽头”，然后可以转入中国化。⑥无论持多么乐观的态度也可以想见，那样一种经过“社会大改造”而出现的“理想世界”，即使可期，也实在还远。若从当下的处理看，梁漱溟要的就是一个较长时段的全盘西化。 可以说，实际提倡全盘西化的梁漱溟在思想上更接近新文化人，他也自认与新文化人是“一伙子”，并有公开的陈述。但新文化人并不接受他，反而视他为对立面，而且还是“东方文化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新文化人已分化为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两部分⑦，在这方面却所见略同。 当年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不少，梁漱溟对所有的批评都没回应，而胡适的批评后出，他倒破例做出了唯一的回应。艾恺以为，“胡适的傲慢无礼确实刺痛了他，使他作了反驳”。⑧从梁漱溟回复的行文看，“刺痛”是明显的，然或因众多批评的积累而致，未必是基于胡适的“傲慢无礼”。很可能是在梁漱溟心中，胡适比别人更重要。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不希望被误会成新文化运动的“对头”。 稍后当胡适和陈独秀把梁漱溟视为“他们的障碍物”时，梁漱溟明言：“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看出陈独秀和胡适那时已分属“现在思想不同”的派别，但强调“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在这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