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6-0169-06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6.022 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难民失去了中国政府保护，面对屠杀、强奸和抢劫，只有少量欧美人士可以依赖，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时收容了约25万中国难民。而日军在“屠杀令”①存在的前提下，其犯罪是普遍而蓄意的。所以就整体而言，中国难民都是日军制造的浩劫的受害者，无论贫富贵贱。 然而，南京国际安全区是南京沦陷后“空位期”特殊的空间区域，其存续：一依赖侨民的人道精神和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决心②；二依赖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欧美各国及其设定的条约利益③；三依赖日军方面措辞含糊的默许[1]104。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政府，也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没有国际条约赋予其合法性和权力，没有司法、行政能力和资源来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没有实际力量制止日军暴行。它发挥作用，需要日方最低限度的认可和合作，包括日本对英美德等国耐人寻味的忌惮。也就是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有一定的能力，然而有限。有限的能力投射到安全区管理中，使得中国难民就个体而言，在死亡威胁和战争暴行面前，处境不完全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命和财产安全受日军威胁的程度不同，受欧美人士庇护、救助程度不同，居住环境不同，食物结构不同，劫后际遇不同等等。处境不同，结果也不同，中国难民在死神面前，并不“平等”，内部由此形成分层，并影响到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历史面貌和结果。 本文为探索性研究，目力所及，尚无人涉及此一课题，敬请时贤指正。 造成中国难民命运不平等的因素，一是身份，沦陷前担任官方职务或系社会精英的，得到特别关照；二是与南京欧美人士的关系，与他们存在传教、教育、商务、主仆等各种关系的，视密切程度，得到相对好的安排；三是所处空间，安全区占当时南京市区面积的八分之一，其中欧美人士只有二十几人[2]191-192，无力进行全覆盖、实时性的庇护，结果在欧美人士比较方便顾及的地域，难民受到更多照顾；四是难民自身与教育程度、认知水平、生活经验等有关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具体作为；五是难民自身的财产状况。 这些差异因素，是历史的客观，由此而造成难民中的“特殊群体”。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宅，是安全区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其中住着三名特殊的难民。一位是中国空军机长，化名罗福祥，真名汪汉万(音译)，曾击落日机，南京沦陷时生病，未能过江，翻城墙进入安全区，住到拉贝家里，平时并不露面，甚至在拉贝日记中长时间不出现。1938年元旦，露天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602位难民逐一签名向拉贝表示感激，该机长也未出现。拉贝乘英国“蜜蜂”号炮艇离开时，将其伪装成自己的仆人带出南京，才在日记中点明其身份[2]571。另外两位是国民政府方面的官员龙先生和周先生，他们携带巨款，捐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红十字会5万元。他们经常给拉贝佣人小费，还向拉贝个人捐出5000元，拉贝转交给了国际委员会[2]132-133,535-536。拉贝住宅由其亲自照拂，日军虽多次闯入，但止于院中，上述三人几乎没有遭遇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胁。另有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和军医蒋公榖，因照顾伤员，来不及撤退，先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躲避，身份外泄后，得贝德士和金陵大学徐先生帮忙，住人汉口路9号，“上面挂着是美国旗”，并有安全区总稽查施佩林关照，虽时日日警惕、一夕数惊，到底未受伤害[3]47-85。他们少数几人的处境，属于最好的一类。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负责人美籍人士魏特琳的主要助手之一，她整天跟随魏特琳，没有受到日军屠杀抢劫的直接威胁，而其食物结构可以看出她的处境不同于一般难民。1938年1月18日程瑞芳日记写道：“昨日大使馆(笔者按：指美国大使馆)送两只鸡、十二个鸡蛋，是送华(按：指魏特琳，魏特琳中文名为华群)的。学校的鸡蛋只够华他们吃的，我的小孙子一天有一个，其余的邬(笔者按：指邬静怡，金女大生物学教师，参加金女大难民收容所工作。)留下养新鸡。我们有这些东西也算不错，不算是真难民。”[3]36正因为如此，程瑞芳在日记中坦承：“我们做难民很不错，较别的难民好几陪[倍]。”[3]361938年2月1日，程瑞芳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青菜以及苹果、桔子、糖，她十分满足地说：“做难民还有这三种东西吃，不是特别难民吗？”[3]38类似程瑞芳处境的，还有魏特琳的助手陈斐然，拉贝的管家和助手韩湘琳，拉贝家的司机、厨子等仆役，各难民收容所的中国负责人等。 当然，“特殊”难民的安全不是普遍、绝对的，像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齐兆昌就险遭日军杀害；而曾得到贝德士亲自照拂的会日语的刘文彬，最终在贝德士家中被日军抓走杀害[4]96-97。 “特殊”难民通常是有文化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视，被委任在各层次的分委员会中，或担任西方人士的助手，他们的事功被或多或少地记录在案。他们自身也具有记述和表达能力，蒋公榖、程瑞芳有日记体记述留世，韩湘琳有口述历史，住房委员会的许传音战后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这些人不仅记录了个人亲历、目击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而且不同程度地剖析了面对大屠杀的心路历程。他们在历史中有一定的显性度，其经历已经被自觉、不自觉地设定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标识”。相比于他们，“普通”难民是历史中面目模糊的“常人”，而其境遇整体上更加悲惨。 难民收容所中的“普通”难民，面对是南京大屠杀最惨烈的现实。杀戮司空见惯，性暴力无处不在，抢劫随时随地。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1938年1月21日向南京美国使馆通报了得自英国方面的秘密情报，情报称，“紧随日军进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看到日军在难民营内外公开地酗酒、杀人、强奸、抢劫，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未能对军官们施加影响，后者漠然的态度很可能出于把放纵士兵作为对这座城市的惩罚，而且由于军队的控制，他们对致电东京要求控制军队感到绝望，日本大使馆官员们甚至建议传教士设法在日本公布事态真相，以便利用公众舆论促使日本政府管制军队。”[5]。12月17日，拉贝记述道，仅16日夜安全区有1000女性被强奸[2]156。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报告说：“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6]327美籍教授贝德士报告说：“在全市范围内，无数家庭不管大小，不管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都同样遭到了掠夺。下面的强行掠夺的例子尤其无耻，收容所和避难所的众多难民在遭到日军的集团性搜查时，从仅有的携带物品到钱和贵重物品都被抢走了。”[6]290
